关于财政局委托秸秆养牛贷款有关情况的说明/张要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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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财政局委托秸秆养牛贷款有关情况的说明
（河南省平顶山市城市信用社 张要伟 zhangyaowei197@sohu.com）
一、国家关于委托贷款的规定
（一）可以依照的根据
1、中国人民银行1996年6月28日发布的《贷款通则》第七条第二款规定：“委托贷款，系指由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等委托人提供资金，由贷款人（即受托人）根据委托人确定的贷款对象、用途、金额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的贷款。贷款人（受托人）只收取手续费，不承担贷款风险。”
2、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12月13日《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七条第二款规定“ 构成委托贷款的，金融机构出具的存单或进帐单、对帐单或与出资人签订的存款合同不作为存款关系的证明，借款方不能偿还贷款的风险应当由委托人承担。如有证据证明金融机构出具上述凭证是对委托贷款进行担保的，金融机构对偿还贷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委托贷款中约定的利率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部分无效。”
（二）可资参考的根据
3、财政部、中国农业银行2000年9月29日发布的《国家农业综合开发财政有偿资金委托贷款试点办法 》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的委托贷款，是指由管理农业综合开发财政有偿资金的财政部门（即委托人）提供资金，由贷款人（即受托人）根据已确定的贷款对象、用途、金额、期限、占用费率等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回收的贷款。贷款人不承担因委托人和借款人的原因造成的贷款风险和经济责任。”第二十一条第5项规定“发生的诉讼费、律师费、执行费等由委托人承担。”
4、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2000年4月5日发布的《关于商业银行开办委托贷款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一条规定：“委托贷款是指由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等委托人提供资金，由商业银行（即受托人）根据委托人确定的贷款对象、用途、金额、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的贷款。商业银行开办委托贷款业务，只收取手续费，不得承担任何形式的贷款风险。”
二、委托贷款关系中双方的权利义务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在双方签订的委托贷款协议中，作为受托人的信用社享有收取财政局缴付款项、按照财政局指定范围发放贷款和按照约定比例收取手续费的权利；负有依照财政局规定范围发放贷款、监督借款人使用借款及协助收回贷款的义务。作为委托人的财政局，享有指定贷款发放范围、收取借款利息的权利，负有缴付委托款项、收回借款本息的义务。
三、信用社履约情况
委托贷款协议履行过程中，信用社严格按照财政局指定的“秸秆养牛”项目发放贷款，没有超出委托人指定的贷款范围，并采取保证、抵押等方式，最大限度地降低资金使用风险，并按期向财政局支付借款利息，及时通报贷款发放管理情况，对到期未及时还款的借款人依法提起诉讼，尽到了作为委托贷款受托人的各种法定和约定义务，依照法律规定和委托贷款协议的约定，信用社不应当承担此外的任何责任。
四、委托贷款协议履行依法的最终结果
委托贷款协议履行过程中，信用社已完完全全地履行了自身义务，对于贷款至今未能收回的风险，依法应当由作为委托贷款委托人的财政局承担，而不应当由信用社承担。此外，信用社为协助财政局收回委托贷款，支出了大量的诉讼费、执行费和代理费，依法应当由财政局承担，或者从应当支付财政局的利息中扣除，不足部分仍由财政局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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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财政立宪问题初探
高军
[摘要] 宪法是一国根本大法，功能上负有统一整体法秩序的作用，一国治乱兴衰与宪法之优劣有重要的关系。由于财政对一国而言极端重要，故各国宪法大都花费较多的篇幅规定基本财政事项。我国宪法中财政条款较为疏漏，实践中带来诸多问题，必须从财政立宪的高度加以完善。
[关键词] 财政 财政宪法 财政立宪
[作者简介]：高军（1972-），男，汉族，江苏淮安人，副教授，法学博士，江苏华东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常州市十大杰出青年法学人才，主要从事宪法学、行政法学、法理学研究。电话:13585359126 ；EMail:gdhzgaojun@gmail.com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功能不同于位阶在宪法之下各种法律，宪法不但明定立法者之裁量范围及界限，同时对于不同法律间因不同之评价标准所造成之漏洞与差异，负有整合及统一之功能。”[1](P3-4)法治的前提是必须存在一部规范意义的宪法。作为“高级法”的宪法，体现一种超验判断，能够对抗以法律名义制定的非法之法。因此，法治国家必须制定一部良宪，而一部宪法是否属于良宪，其判断标准一方面在于该宪法是否真正地体现了民主、法治、人权的基本精神，另一方面在于该宪法的内容是否完备、科学以及该宪法的保障装置是否有效。科恩在论述“民主的法制条件”时亦指出，“在实行民主的社会中，某些原则是必须写进宪法中去的。这些即保证允许并保护公民从事参与社会管理所需要的各种事项的原则。这些保证就是民主的法制条件。”[2](P121)众所周知，“财政决定庶政”，由于财政对一国而言极端重要，因此各国宪法大都花费较多的篇幅规定基本财政事项。
一、财政立宪的理由
首先，宪法内容的开放性。宪法本身是一种具有“框架秩序”的规范，其内容呈现开放性，宪法规定多为低密度规范的指示，即制宪者有意识地保留给各宪法机关一个自主活动空间。依国民主权原则，立法机关具有直接民主正当性，关于框架内容的填补与充实，立法机关可认为是最适切的机关功能主体，而享有一定程度的形成自由空间。[3](P270)不过，立法机关所奉行的多数原则虽然是民主程序的基本要求，但多数决定的立法并非一定是真理的实现，其仅是试误过程而已，因此有可能是错误，甚至是违宪的。在一个实质法治国中，立法权有其宪法界限，多数决定不能背离正义的基本要求，尤其是应受到基本权利与正义的拘束。况且多数决原则，仅系促成民主国家体制的其中一种要素，“民主”概念尚须藉由宪法的基本价值决定形塑。尤其任何民主的多数决定，必须重视基本权利作为具有拘束力的价值秩序。[3]( P267-268)因此，法律除应由立法机关，依一定的程序而制定外，尚须具备符合宪法规定的实质内容，就税法而言其必须接受租税正义的约束，“否则摒弃一切宪法约束，达成最高税收之税法即为最合理之税法，其不当实不待解说而自明”。[4](P55)
其次，现代国家财政支出的扩大易导致征税的无度。虽然课税是对人民基本权利的侵害，但并非每一受害人均能清晰洞察。“盖租税国家于行使其权力时，尽可能不引人注目，乃惯于让纳税义务人税源扣缴、预估暂缴；或借税单定型化使纳税命令宛如证书之作成；由税目多元化而隐藏实质之重复课税；透过间接税使纳税义务人在不知不觉中缴纳；直接税则借由限制财产增值及损费限额之认定，使得帐面营利所得不至减少。”因此，单凭租税法定主义的形式要求，并不足以保障纳税义务人之基本权，而须另加以宪法上之前提以审查税法自身之明确性。[5](P29-30)此外，民主制度导致支出意愿大增，从而导致“租税国危机”。在民主制度下，议员依其偏好及利益团体的压力，不断有崭新的或追加的社会福利法案或计划提出，其财源均来自于一般的纳税义务人。虽时过境迁或环境改变，但囿于既得权难以取消，逐渐成为国家的长期负担。因此，议会保留、民主参与程序及立法程序的公开透明化，并不一定能保障纳税义务人，宪法上所保障的自由权与财产权，不能单单依赖议会的审慎计算，而须对所立之法律，加以实质之限制。[5](P30)由于纳税人基本权并未在政治结构中取得一个长期或近乎永远的地位，于是纳税人的宪法保护，不得不走向历史舞台。[6](P114)
第三，税收函令行政现状易侵及纳税人基本权。对于税法而言，由于税收事务高度复杂并具有技术性，且处于不停的变动之中，冀希望税法事无钜细地对所有事项予以规范，事实上不可能也根本无法做到。而作为法律解释与适用机关的司法部门，限于人力与资源，实际上无法对所有的法律规定预先作出解释，以供行政机关执行法律时备用，另外，基于司法消极的不告不理的原则，未发生诉讼的事件，司法机关不得加以介入。因此，希冀司法机关就所有的法律事前颁布司法解释以供行政机关适用，现实上无法办到。毋宁，应先让行政机关在适用其主管业务所涉及的法律规定时，令其先提出其主观上认为适当的解释意见，如果行政相对人同意行政机关所提出的解释意见，则行政机关根据该解释所作成的行政处分，因为人民未对之异议，即产生事实上的效力。反之，如果行政机关所提出的解释意见，人民主观上认为不当，则可在个案中对行政机关根据其解释意见而作成的对其不利益的行政处分，提起行政救济程序。此时，再由司法机关来予以定夺，究竟是行政机关或人民的法律解释意见，何者为正确且适当。[7](P65-66)但是，税收实际中的函令主宰现状，极易侵及纳税人基本权，因此必须确立违宪审查的标准。
此外，自近代以来，西方各国财政宪法的内容处于不断扩大的趋势。近代市民革命的成果，除了确立强制性的财政收入作用应经人民代表议会同意的“财政议会主义”之外，并同时指明财政作用的公共性来自于人民全体之利益。在早期资本主义自由法治国时代，奉行“自由放任主义”，国家机能仅限缩在国防、治安与税收三个领域，国家财政规模有限，宪法对财政作用的统制，仅以“租税法律主义”为限。然而，随着社会法治国的到来，“最少干涉之政府即最佳政府”的思想逐渐被扬弃，国家扮演的角色日益加重，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公共支出的大幅度增加，国家财政规模日趋扩充。此时，对财政收入、管理、营运以及支出作用之完整宪法规范，亦日显其必要性。[8](P367)一些国家宪法中设“财政”专章对之予以规范。
当前，就我国宪法而言，财政制度方面的内容并未如德、日等国宪法设有专章规定，其规范方式，有散乱及层次不一的缺憾，而且对国家财政权的相关规定亦极为粗陋，仅有的几条与预算有关的条款，仅仅明确了各级立法机关在预算方面的审批权，以及国家行政机关的预算编制权，而对于国债、国库、以及税收立法权限、税收的范围、中央和地方税收权限的划分等都没有明文规定和严格的界定。直接涉及税收的条款只有一条，即第五十六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学者指出：“从税收立宪的起源及其本质来讲，税收立宪重在规范国家征税权、保护人民的基本财产权和自由权，而我国宪法的这一条规定显然是从维护国家权利、保证人民履行义务的角度出发的，很难说我国已经进行了税收立宪。”[9](P76)我国宪法的这种状况和财政立宪的精神相去甚远，也和一个大国的地位不相协调。这些财政立宪的不足会导致财政秩序的混乱，甚至存在发生财政危机的可能性。[10](P157)
二、我国财政立宪的前提预设、核心及程序
1.财政立宪的前提预设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11](P3)规则尤其是作为社会元规则的宪法本身必须保证公平和正义，而公平正义的规则产生必须遵循科学的前提预设。宪政的基本精神就是有限政府、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宪法在设定政府权力的同时，必须对权力进行分工，限定权力行使的边界，以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犯。财政立宪的前提预设上，必须坚持“性恶论”、“无赖假设”。 虽然在情感上难以接受，但人类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了：对统治者持人性乐观的态度往往导致悲剧性的后果，相反，对统治者持人性悲观却导致了好的制度的产生。“谁认为绝对权力能纯洁人们的气质和纠正人性的劣根性,只要读一下当代或其他任何时代的历史，就会相信适得其反”。[12](P56)休谟尖刻地指出，“政治作家们已经确立了这样一条准则，即在设计政府制度和确定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把每个人都视为无赖——在他的全部行动中，除了谋求一己的私利之外，别无其他目的”。[13](P27-28)托马斯•杰弗逊说得更直截了当：“信赖在任何场所都是专制之父”，“自由的政府，不是以信赖，而是以猜疑为基础建立的。我们用制约性的宪法约束受托于权力的人们，这不是出自信赖，而是来自猜疑。……因此，在权力问题上，不是倾听对人的信赖，而是需要用宪法之锁加以约束，以防止其行为不端。”[14](P22-23)在西方思想史上，此类论述比比皆是，已成宪政基本通识，是制度防恶的理论基础，我国财政立宪必须坚持这一前提预设。
2.财政立宪的核心
在对待征税问题上，纳税人与政府的态度处于对立的状态，正如穆勒所言，“政府的利益在于课以重税，共同体的利益在于尽可能减少纳税，少至只能维持政府的必须开支。”[15](P1)所处的位置决定了政府官员必然会抱怨财政收入还不够多，财税部门的官员声称民众税负还不够高，但一个受法治、宪政约束的政府对税款的需求必须面对一个宪法性边界，那就是民众的承担意愿。因此，财政立宪的核心主要在于控制征税的规模。
公共选择学派即基于此而提出立宪经济学理论，主张制定财政宪法。因为，“在这种非制宪背景下，未来的纳税人当然易于受到把征税能力利用到极致的政府的剥削”，“未来或潜在的纳税人显然都愿意在预算期开始以前对征税权实行宪法约束，这种约束是为了在立宪以后的所有税期制约财政权力的运用”。如此，人们才能够预测，并且可以适当的调整其行为，当然还包括一些需要较长时间规划的行为。[15](P223)亦即由于税收意味着资源由私人部门流向公共部门，因此，实行税收立宪，就可以为经济活动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和法律环境，使纳税人能够通过对预先确定的税收法律的了解而获得对于税收负担的可预测性，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宪法作为一国的根本大法，其基本的价值目标是通过对政府施加合法的制约来防止权力被滥用。在宪法中规定税条款，其目的在于划定国家通过税收汲取公民财产权的范围，如果国家超出范围征税，公民有权拒绝。[16](P50)
此外，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税收不应是根据政府需要来决定收取的，更不是越多越好，而是依据需要完成的公共事务仔细计算的结果。 不同于一般经济以追求赢利为目的，国家财政以非营利性为目的，奉行量出为入的原则。国家财政所应考虑的事项，乃如何应用财政手段，达成维持国家的独立安定、促进国民生活的安宁幸福等公共目的，而不再以取得超额的收入为目的。财政上没有求盈余或讲积蓄的观念，因为财政的收入，是以供应财政的必需支出为限度的，并且是以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为正常目标的，否则难免不成为“聚敛式的财政”，以致民间的财富集中于国库，这是应该严加禁止的。 民主国家的税收体制都是“量出为入”，即依据公共事务决定征税征取。 原因在于：第一，经济学理论及长期的人类实践已经证明，政府利用资源的效率必然低于民众个人支配、利用的效率。如果政府税收规定过大，必然使资源集中到政府手中，而这会降低全社会的资源利用效率。第二，宪政主义要求，政府的职能必须是有限的，社会、市场能够解决问题的问题，就不需要政府用税款来解决。而现实中政府用税款所干的很多事情，其实完全可以由市场、由社会自己来做，而且会比政府做得更好。给定一个社会，若政府占用资源过多，则社会占用资源必然减少。政府配置资源的范围越大，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越小。一个重税国家，社会的活力必然会受到抑制，这种损害尽管在短期看不出，但长期来看，对于人的自由和社会繁荣，会有致命损害。[17]
3.财政立宪的程序
财政立宪过程中必须遵守程序的正义。首先，在法治社会，权力是以法的形式表达的，法的权威来自于其制定的民主性。作为原规则的宪法制定本身必须由人民直接参加，或由人民通过公正的选举程序产生的代表参加。其次，财政立宪过程必须在“无知之幕”下进行。[15](P4)判断一个社会的制度公正与否，要看当一个人对自己未来的社会地位不确定时，即不管这个人处在什么地位，都认为这些游戏规则都是公正的时候，那么这些规则才是真正公正的。[11](P131-136)哈耶克亦指出，“当代表们所能够制定的是他们本人及其后代也必须同样遵守的法律的时候；当代表们所能够提供的只是他们本人也必须承担各自份额的金钱的时候；当代表们施以损害他人的行为与众人同罪的时候，被代表人才可能指望得到善法，才可能指望蒙受较少的侵害，才可能指望保有必要的节俭”。[18](P278)
三、我国财政立宪的形式与内容
考察世界各国宪法，财政立宪的基本形式有两种：一是分散式，即分散在宪法的不同章节中予以规定；二是分散加集中式，即既在宪法的不同章节中予以规定，又由专门的财政章节予以规定。大多数财政立宪的国家采用第二种方式，即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规定公民的纳税义务，再用专门的章节规范财政事项。[9](P77)
财政宪法的内容，具有指导地位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三项：[8](P369-371)（1）财政民主主义。财政民主主义一般又称为“财政议会主义”或“财政议决主义”，指藉由人民代表议会对公财政进行统制的重要原则，其理由在于：由于国家活动所需的资金，最终须由国民提供，在宪法上属于对私有财产权的侵犯，而国家所管理、使用的财产，其原始资金亦根源于国民，因此国家必须仅能为国民的利益而管理、运用。同时，鉴于财政作用在经济上、社会上的重要性，因此在拟定计划之初，即有必要由议会参与决策、适度监督，以免造成运用上的偏颇。此外，鉴于财政作用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业已使得以预算形态表现的财政计划，俨然已成为政治活动的“节目表”，其重要性有时甚至超过制定法，因此亦应与法律一样同受议会的统制。财政民主主义原则的内容至少应包括：①课税、发行公债等造成国民负担的行政行为，应得议会承认。②不得因身分、特权而免除租税义务。③政府的岁入、岁出应总计于预算书，交由议会审议，并以公开为原则，其使用则依法律规定。④决算书应得议会的承认。（2）健全财政主义。国家以永续存在为目的，国政亦须在安定的财源支持下永续经营，其在财政上的前提要件，则在于财政之健全性。而欲求财政健全，首重收支平衡，因此岁出原则上须以租税等“实质收入”为主要来源，而不得依赖公债、借款等“非实质收入”以为支应。财政健全主义内容主要包括：①政府经常收支，应保持平衡，资本收入、公债现赊借收入及以前年度岁计剩余，原则上不得充当经常支出之用。②政府非依法律，不得于预算外增加债务。③为调节国库收支而发行国库券，应依法办理。④应禁止“赤字公债”。⑤公共债务不得逾越适正规模，未偿余额应设上限规定等。（3）适正管理、营运主义。根据民主主义与国民主权原理，政府的一切资金均来自于国民的委托，其管理、营运必须适正为之。其通常在制度上具体表现为：①岁出岁入应全部编入预算，以利于议会审议、进行统制的“总计预算主义”。②执行岁出预算时，禁止目的外使用并于原则上禁止流用。③国家作为当事人一方订立契约时，为保公正及节约，原则上应通过一般竞争契约方式进行。④无论岁出或岁入会计，命令机构与出纳机构均应分立。⑤谋求公财产管理的合理成本与利润等。
笔者认为，我国的财政立宪宜采取分散集中的模式，其完善应主要围绕以下内容进行：（1）基本国策条款中，规定国家征税，须培养税源，并衡量人民纳税能力，以重民生。（2）宪法必须对政府的收入用途进行约束，“如果对收入的用途没有约束，收入就变得等同于政府决策者的私人收入”。[15](P31)因此，应明确规定税收必须用于公共支出用途的条款，使纳税义务与纳税目的相联系，为确认纳税人税款使用监督权及进而为建立公共财政体系确立宪法基础。（3）在宪法第56条后，补充“国家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利”的原则性条款。（4）明确确立税收法定原则，建议补充“新征税收或变更现行税收必须有法律或法律规定的条件为依据”。（5）补充“公民享有依其纳税能力公平纳税的权利”及“公民有最低生活费不被课税的权利”。（6）规定原则性的公民社会权条款，建议仿日本宪法补充“公民享有维持最低限度的健康的和有文化的生活权利”。（7）确立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的边界，补充有关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与税收分享权划分的规定。全国范围的例如国防、外交这类的公共服务所需的费用，相应的税款应该由中央政府支配，而地方上的公共服务，应该尽量由地方政府直接通过地方征税来完成。（8）明确预算的法律地位， 规定一切财政收支必须纳入财政预算，强化人大对政府预算的审批权和监督权。同时，规定各级政府对教育、科学、文化、社会保障、就业、医疗保险等支出应优先编列。（9）保障国家审计的独立地位。由于国家审计权既关乎国家权力配置和权力结构，也关系国家法治的状态，故应优先确定。我国国家政治构造以人民主权为理论基础，采用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审计权应定位为立法权之下的独立监督权，建议将现行的行政审计尽快地转变为议会审计，赋予各级人大对财政运行以有效的制约手段。（10）增加有关国债的规定，补充“国债发行的主体、条件、程序、规模、结构、利率、偿还，由法律规定”的条款，为我国国债法的立法确定基本框架。
高军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江苏常州 21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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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人民政府
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成都市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区（市）县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成都市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实施办法》已经2007年4月26日市政府第103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公布，自2007年6月15日起施行。
二○○七年五月十一日
成都市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实施办法
第一条（目的依据）
为规范零售商与供应商的交易行为，建立公平交易的市场秩序，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健康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成都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
零售商与供应商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的相关交易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术语含义）
本办法所称零售商是指直接向消费者销售商品，年销售额（从事连锁经营的企业，其销售额包括连锁店铺的销售额）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及其分支机构。
本办法所称供应商是指直接向零售商提供商品及相应服务的企业及其分支机构、个体工商户等。
第四条（部门职责）
商务、价格、税务、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监督规范零售商与供应商的交易行为管理工作。
第五条（交易原则）
零售商与供应商的交易活动应当遵循合法、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不得妨碍公平竞争的市场交易秩序，不得损害交易对方的合法权益。
供应商和零售商提供、销售的商品应当符合产品质量标准。鼓励供应商和零售商提供、销售符合绿色环保标准的商品。
第六条（合同备案）
鼓励零售商与供应商在交易中采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商务部门推荐的合同示范文本。
零售商与供应商在交易中签订的合同文本与推荐的示范文本有实质性改变的，应在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十日内，由零售商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备案。
第七条（禁止滥用优势地位）
零售商不得滥用优势地位从事下列不公平交易行为：
（一）与供应商签订特定商品的供货合同，双方就商品的特定规格、型号、款式等达成一致后，又拒绝接收该商品，但具有可归责于供应商的事由，或经供应商同意、零售商负责承担由此产生的损失的除外；
（二）要求供应商承担事先未约定的商品损耗责任；
（三）事先未约定或者不符合事先约定的商品下架或撤柜的条件，零售商无正当理由将供应商所供货物下架或撤柜的；但零售商根据法律法规或行政机关依法作出的行政决定将供应商所供货物下架、撤柜的除外；
（四）强迫供应商无条件销售返利的，或者约定以一定销售额为销售返利前提，未完成约定销售额却向供应商收取返利的；
（五）强迫供应商购买指定的商品或接受指定的服务。
第八条（禁止妨碍公平竞争）
零售商不得从事下列妨碍公平竞争的行为：
（一）对供应商直接向消费者、其他经营者销售商品的价格予以限制；
（二）对供应商向其他零售商供货或提供销售服务予以限制。
第九条（劳务服务规定）
零售商不得要求供应商派遣人员到零售商经营场所提供服务，但下列情形除外：
（一）经供应商同意，并且供应商派遣人员仅从事与该供应商所供商品有关的销售服务工作；
（二）与供应商协商一致，就供应商派遣人员的工作内容、劳动时间、工作期限等条件达成一致，且派遣人员所需费用由零售商承担。
第十条（退货原则）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供应商有权拒绝退货：
（一）零售商因自身原因造成商品污染、毁损、变质或过期要求退货，但不承担由此给供应商造成的损失；
（二）零售商以调整库存、经营场所改造、更换货架等事由要求退货，且不承担由此给供应商造成的损失；
（三）零售商在商品促销期间低价进货，促销期过后将所剩商品以正常价退货。
第十一条（促销服务费）
零售商向供应商收取促销服务费的，应当事先征得供应商的同意，订立合同，明确约定提供服务的项目、内容、期限；收费的项目、标准、数额、用途、方式及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的方法等内容。
零售商收取促销服务费后，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供应商提供相应的服务，不得擅自中止服务或降低服务标准。零售商未完全提供相应服务的，应当向供应商返还未提供服务部分的费用。
本办法所称促销服务费是指依照合同约定，为促进供应商特定品牌或特定品种商品的销售，零售商以提供印制海报、开展促销活动、广告宣传等相应服务为条件，向供应商收取的费用。
第十二条（纳税义务）
零售商收取供应商交纳的促销服务费时应按照会计制度如实入账，并依法向供应商开具发票，按规定纳税。
第十三条（禁止性收费）
零售商不得收取或变相收取以下费用：
（一）以供应商的商品进入零售商的经营场所为由收取的费用；
（二）以签订或续签合同为由收取的费用；
（三）要求已经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商品条码并可在零售商经营场所内正常使用的供应商，购买店内码而收取的费用，或对使用店内码的供应商收取超过实际成本的条码费；
（四）零售商根据自身情况决定改造、装修时，对一般供应商收取的改造、装修费，但供应商有特殊要求的除外；
（五）未提供促销服务而以节庆、店庆、新店开业、重新开业、企业上市等为由收取的费用；
（六）以供应商提供新商品为由，且未提供促销服务而收取的费用；
（七）因零售商的原因造成退货的，以供应商未按期办理退货为由而收取的仓储费用，但供应商与零售商有约定的除外；
（八）以提供结算方式为由，而收取的结算网络维护费用；
（九）零售商以将供应商的商品摆放在更好的位置或者分配更多的货架为条件，直接或者间接要求供应商支付相关的费用，但与促销有关的费用除外；
（十）其他与销售商品没有直接关系、应当由零售商自身承担或未提供服务而收取的费用。
第十四条（付款义务）
零售商与供应商应按商品的属性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货款支付的期限，但约定的支付期限最长不超过收货后60天。
零售商不得以下列情形为由延迟支付供应商货款：
（一）供应商的个别商品未能及时供货；
（二）供应商的个别商品的退换货手续尚未办结；
（三）供应商所供商品的销售额未达到零售商设定的数额；
（四）供应商未与零售商续签供货合同；
（五）零售商提出的其他违反公平原则的事由。
第十五条（查询规定）
除合同另有约定或供应商没有提供必要单据外，零售商应当及时与供应商对账。
零售商以代销方式销售商品的，供应商有权查询零售商尚未付款商品的销售情况，零售商应当提供便利条件，不得拒绝。
第十六条（供应商义务）
供应商供货时，不得从事下列妨碍公平竞争的行为：
（一）强行搭售零售商未订购的商品；
（二）限制零售商销售其他供应商的商品；
（三）损害零售商商业信誉的行为；
（四）干预零售商自主决定零售价的行为，但代销合同除外。
第十七条（行业管理）
鼓励行业协会建立商业信用档案，准确、及时、全面地记载和反映零售商、供应商的信用状况，引导零售商、供应商加强自律，合法经营。
鼓励行业协会建立零售商货款结算风险预警机制，对零售商拖欠供应商货款数额较大、期限较长的，应当将有关情况通报商务主管部门，并提示相关的供应商。
第十八条(举报投诉)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向商务、价格、税务、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举报。相关部门接到举报后，应当依法予以查处。
第十九条（监督管理）
商务部门应会同有关部门对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行为实行动态监测，进行风险预警，及时采取防范措施，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不能处理的，十日之内移送相关职能部门处理。
零售商违反本办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进行公示。
商务、价格、税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零售商或者供应商违反本办法规定的，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进行查处。
对涉嫌犯罪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查处。
第二十条（责任追究）
行政执法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按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解释机关）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2007年6月15日起施行。
高军
[摘要] 宪法是一国根本大法，功能上负有统一整体法秩序的作用，一国治乱兴衰与宪法之优劣有重要的关系。由于财政对一国而言极端重要，故各国宪法大都花费较多的篇幅规定基本财政事项。我国宪法中财政条款较为疏漏，实践中带来诸多问题，必须从财政立宪的高度加以完善。
[关键词] 财政 财政宪法 财政立宪
[作者简介]：高军（1972-），男，汉族，江苏淮安人，副教授，法学博士，江苏华东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常州市十大杰出青年法学人才，主要从事宪法学、行政法学、法理学研究。电话:13585359126 ；EMail:gdhzgaojun@gmail.com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功能不同于位阶在宪法之下各种法律，宪法不但明定立法者之裁量范围及界限，同时对于不同法律间因不同之评价标准所造成之漏洞与差异，负有整合及统一之功能。”[1](P3-4)法治的前提是必须存在一部规范意义的宪法。作为“高级法”的宪法，体现一种超验判断，能够对抗以法律名义制定的非法之法。因此，法治国家必须制定一部良宪，而一部宪法是否属于良宪，其判断标准一方面在于该宪法是否真正地体现了民主、法治、人权的基本精神，另一方面在于该宪法的内容是否完备、科学以及该宪法的保障装置是否有效。科恩在论述“民主的法制条件”时亦指出，“在实行民主的社会中，某些原则是必须写进宪法中去的。这些即保证允许并保护公民从事参与社会管理所需要的各种事项的原则。这些保证就是民主的法制条件。”[2](P121)众所周知，“财政决定庶政”，由于财政对一国而言极端重要，因此各国宪法大都花费较多的篇幅规定基本财政事项。
一、财政立宪的理由
首先，宪法内容的开放性。宪法本身是一种具有“框架秩序”的规范，其内容呈现开放性，宪法规定多为低密度规范的指示，即制宪者有意识地保留给各宪法机关一个自主活动空间。依国民主权原则，立法机关具有直接民主正当性，关于框架内容的填补与充实，立法机关可认为是最适切的机关功能主体，而享有一定程度的形成自由空间。[3](P270)不过，立法机关所奉行的多数原则虽然是民主程序的基本要求，但多数决定的立法并非一定是真理的实现，其仅是试误过程而已，因此有可能是错误，甚至是违宪的。在一个实质法治国中，立法权有其宪法界限，多数决定不能背离正义的基本要求，尤其是应受到基本权利与正义的拘束。况且多数决原则，仅系促成民主国家体制的其中一种要素，“民主”概念尚须藉由宪法的基本价值决定形塑。尤其任何民主的多数决定，必须重视基本权利作为具有拘束力的价值秩序。[3]( P267-268)因此，法律除应由立法机关，依一定的程序而制定外，尚须具备符合宪法规定的实质内容，就税法而言其必须接受租税正义的约束，“否则摒弃一切宪法约束，达成最高税收之税法即为最合理之税法，其不当实不待解说而自明”。[4](P55)
其次，现代国家财政支出的扩大易导致征税的无度。虽然课税是对人民基本权利的侵害，但并非每一受害人均能清晰洞察。“盖租税国家于行使其权力时，尽可能不引人注目，乃惯于让纳税义务人税源扣缴、预估暂缴；或借税单定型化使纳税命令宛如证书之作成；由税目多元化而隐藏实质之重复课税；透过间接税使纳税义务人在不知不觉中缴纳；直接税则借由限制财产增值及损费限额之认定，使得帐面营利所得不至减少。”因此，单凭租税法定主义的形式要求，并不足以保障纳税义务人之基本权，而须另加以宪法上之前提以审查税法自身之明确性。[5](P29-30)此外，民主制度导致支出意愿大增，从而导致“租税国危机”。在民主制度下，议员依其偏好及利益团体的压力，不断有崭新的或追加的社会福利法案或计划提出，其财源均来自于一般的纳税义务人。虽时过境迁或环境改变，但囿于既得权难以取消，逐渐成为国家的长期负担。因此，议会保留、民主参与程序及立法程序的公开透明化，并不一定能保障纳税义务人，宪法上所保障的自由权与财产权，不能单单依赖议会的审慎计算，而须对所立之法律，加以实质之限制。[5](P30)由于纳税人基本权并未在政治结构中取得一个长期或近乎永远的地位，于是纳税人的宪法保护，不得不走向历史舞台。[6](P114)
第三，税收函令行政现状易侵及纳税人基本权。对于税法而言，由于税收事务高度复杂并具有技术性，且处于不停的变动之中，冀希望税法事无钜细地对所有事项予以规范，事实上不可能也根本无法做到。而作为法律解释与适用机关的司法部门，限于人力与资源，实际上无法对所有的法律规定预先作出解释，以供行政机关执行法律时备用，另外，基于司法消极的不告不理的原则，未发生诉讼的事件，司法机关不得加以介入。因此，希冀司法机关就所有的法律事前颁布司法解释以供行政机关适用，现实上无法办到。毋宁，应先让行政机关在适用其主管业务所涉及的法律规定时，令其先提出其主观上认为适当的解释意见，如果行政相对人同意行政机关所提出的解释意见，则行政机关根据该解释所作成的行政处分，因为人民未对之异议，即产生事实上的效力。反之，如果行政机关所提出的解释意见，人民主观上认为不当，则可在个案中对行政机关根据其解释意见而作成的对其不利益的行政处分，提起行政救济程序。此时，再由司法机关来予以定夺，究竟是行政机关或人民的法律解释意见，何者为正确且适当。[7](P65-66)但是，税收实际中的函令主宰现状，极易侵及纳税人基本权，因此必须确立违宪审查的标准。
此外，自近代以来，西方各国财政宪法的内容处于不断扩大的趋势。近代市民革命的成果，除了确立强制性的财政收入作用应经人民代表议会同意的“财政议会主义”之外，并同时指明财政作用的公共性来自于人民全体之利益。在早期资本主义自由法治国时代，奉行“自由放任主义”，国家机能仅限缩在国防、治安与税收三个领域，国家财政规模有限，宪法对财政作用的统制，仅以“租税法律主义”为限。然而，随着社会法治国的到来，“最少干涉之政府即最佳政府”的思想逐渐被扬弃，国家扮演的角色日益加重，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公共支出的大幅度增加，国家财政规模日趋扩充。此时，对财政收入、管理、营运以及支出作用之完整宪法规范，亦日显其必要性。[8](P367)一些国家宪法中设“财政”专章对之予以规范。
当前，就我国宪法而言，财政制度方面的内容并未如德、日等国宪法设有专章规定，其规范方式，有散乱及层次不一的缺憾，而且对国家财政权的相关规定亦极为粗陋，仅有的几条与预算有关的条款，仅仅明确了各级立法机关在预算方面的审批权，以及国家行政机关的预算编制权，而对于国债、国库、以及税收立法权限、税收的范围、中央和地方税收权限的划分等都没有明文规定和严格的界定。直接涉及税收的条款只有一条，即第五十六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学者指出：“从税收立宪的起源及其本质来讲，税收立宪重在规范国家征税权、保护人民的基本财产权和自由权，而我国宪法的这一条规定显然是从维护国家权利、保证人民履行义务的角度出发的，很难说我国已经进行了税收立宪。”[9](P76)我国宪法的这种状况和财政立宪的精神相去甚远，也和一个大国的地位不相协调。这些财政立宪的不足会导致财政秩序的混乱，甚至存在发生财政危机的可能性。[10](P157)
二、我国财政立宪的前提预设、核心及程序
1.财政立宪的前提预设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11](P3)规则尤其是作为社会元规则的宪法本身必须保证公平和正义，而公平正义的规则产生必须遵循科学的前提预设。宪政的基本精神就是有限政府、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宪法在设定政府权力的同时，必须对权力进行分工，限定权力行使的边界，以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犯。财政立宪的前提预设上，必须坚持“性恶论”、“无赖假设”。 虽然在情感上难以接受，但人类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了：对统治者持人性乐观的态度往往导致悲剧性的后果，相反，对统治者持人性悲观却导致了好的制度的产生。“谁认为绝对权力能纯洁人们的气质和纠正人性的劣根性,只要读一下当代或其他任何时代的历史，就会相信适得其反”。[12](P56)休谟尖刻地指出，“政治作家们已经确立了这样一条准则，即在设计政府制度和确定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把每个人都视为无赖——在他的全部行动中，除了谋求一己的私利之外，别无其他目的”。[13](P27-28)托马斯•杰弗逊说得更直截了当：“信赖在任何场所都是专制之父”，“自由的政府，不是以信赖，而是以猜疑为基础建立的。我们用制约性的宪法约束受托于权力的人们，这不是出自信赖，而是来自猜疑。……因此，在权力问题上，不是倾听对人的信赖，而是需要用宪法之锁加以约束，以防止其行为不端。”[14](P22-23)在西方思想史上，此类论述比比皆是，已成宪政基本通识，是制度防恶的理论基础，我国财政立宪必须坚持这一前提预设。
2.财政立宪的核心
在对待征税问题上，纳税人与政府的态度处于对立的状态，正如穆勒所言，“政府的利益在于课以重税，共同体的利益在于尽可能减少纳税，少至只能维持政府的必须开支。”[15](P1)所处的位置决定了政府官员必然会抱怨财政收入还不够多，财税部门的官员声称民众税负还不够高，但一个受法治、宪政约束的政府对税款的需求必须面对一个宪法性边界，那就是民众的承担意愿。因此，财政立宪的核心主要在于控制征税的规模。
公共选择学派即基于此而提出立宪经济学理论，主张制定财政宪法。因为，“在这种非制宪背景下，未来的纳税人当然易于受到把征税能力利用到极致的政府的剥削”，“未来或潜在的纳税人显然都愿意在预算期开始以前对征税权实行宪法约束，这种约束是为了在立宪以后的所有税期制约财政权力的运用”。如此，人们才能够预测，并且可以适当的调整其行为，当然还包括一些需要较长时间规划的行为。[15](P223)亦即由于税收意味着资源由私人部门流向公共部门，因此，实行税收立宪，就可以为经济活动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和法律环境，使纳税人能够通过对预先确定的税收法律的了解而获得对于税收负担的可预测性，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宪法作为一国的根本大法，其基本的价值目标是通过对政府施加合法的制约来防止权力被滥用。在宪法中规定税条款，其目的在于划定国家通过税收汲取公民财产权的范围，如果国家超出范围征税，公民有权拒绝。[16](P50)
此外，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税收不应是根据政府需要来决定收取的，更不是越多越好，而是依据需要完成的公共事务仔细计算的结果。 不同于一般经济以追求赢利为目的，国家财政以非营利性为目的，奉行量出为入的原则。国家财政所应考虑的事项，乃如何应用财政手段，达成维持国家的独立安定、促进国民生活的安宁幸福等公共目的，而不再以取得超额的收入为目的。财政上没有求盈余或讲积蓄的观念，因为财政的收入，是以供应财政的必需支出为限度的，并且是以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为正常目标的，否则难免不成为“聚敛式的财政”，以致民间的财富集中于国库，这是应该严加禁止的。 民主国家的税收体制都是“量出为入”，即依据公共事务决定征税征取。 原因在于：第一，经济学理论及长期的人类实践已经证明，政府利用资源的效率必然低于民众个人支配、利用的效率。如果政府税收规定过大，必然使资源集中到政府手中，而这会降低全社会的资源利用效率。第二，宪政主义要求，政府的职能必须是有限的，社会、市场能够解决问题的问题，就不需要政府用税款来解决。而现实中政府用税款所干的很多事情，其实完全可以由市场、由社会自己来做，而且会比政府做得更好。给定一个社会，若政府占用资源过多，则社会占用资源必然减少。政府配置资源的范围越大，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越小。一个重税国家，社会的活力必然会受到抑制，这种损害尽管在短期看不出，但长期来看，对于人的自由和社会繁荣，会有致命损害。[17]
3.财政立宪的程序
财政立宪过程中必须遵守程序的正义。首先，在法治社会，权力是以法的形式表达的，法的权威来自于其制定的民主性。作为原规则的宪法制定本身必须由人民直接参加，或由人民通过公正的选举程序产生的代表参加。其次，财政立宪过程必须在“无知之幕”下进行。[15](P4)判断一个社会的制度公正与否，要看当一个人对自己未来的社会地位不确定时，即不管这个人处在什么地位，都认为这些游戏规则都是公正的时候，那么这些规则才是真正公正的。[11](P131-136)哈耶克亦指出，“当代表们所能够制定的是他们本人及其后代也必须同样遵守的法律的时候；当代表们所能够提供的只是他们本人也必须承担各自份额的金钱的时候；当代表们施以损害他人的行为与众人同罪的时候，被代表人才可能指望得到善法，才可能指望蒙受较少的侵害，才可能指望保有必要的节俭”。[18](P278)
三、我国财政立宪的形式与内容
考察世界各国宪法，财政立宪的基本形式有两种：一是分散式，即分散在宪法的不同章节中予以规定；二是分散加集中式，即既在宪法的不同章节中予以规定，又由专门的财政章节予以规定。大多数财政立宪的国家采用第二种方式，即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规定公民的纳税义务，再用专门的章节规范财政事项。[9](P77)
财政宪法的内容，具有指导地位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三项：[8](P369-371)（1）财政民主主义。财政民主主义一般又称为“财政议会主义”或“财政议决主义”，指藉由人民代表议会对公财政进行统制的重要原则，其理由在于：由于国家活动所需的资金，最终须由国民提供，在宪法上属于对私有财产权的侵犯，而国家所管理、使用的财产，其原始资金亦根源于国民，因此国家必须仅能为国民的利益而管理、运用。同时，鉴于财政作用在经济上、社会上的重要性，因此在拟定计划之初，即有必要由议会参与决策、适度监督，以免造成运用上的偏颇。此外，鉴于财政作用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业已使得以预算形态表现的财政计划，俨然已成为政治活动的“节目表”，其重要性有时甚至超过制定法，因此亦应与法律一样同受议会的统制。财政民主主义原则的内容至少应包括：①课税、发行公债等造成国民负担的行政行为，应得议会承认。②不得因身分、特权而免除租税义务。③政府的岁入、岁出应总计于预算书，交由议会审议，并以公开为原则，其使用则依法律规定。④决算书应得议会的承认。（2）健全财政主义。国家以永续存在为目的，国政亦须在安定的财源支持下永续经营，其在财政上的前提要件，则在于财政之健全性。而欲求财政健全，首重收支平衡，因此岁出原则上须以租税等“实质收入”为主要来源，而不得依赖公债、借款等“非实质收入”以为支应。财政健全主义内容主要包括：①政府经常收支，应保持平衡，资本收入、公债现赊借收入及以前年度岁计剩余，原则上不得充当经常支出之用。②政府非依法律，不得于预算外增加债务。③为调节国库收支而发行国库券，应依法办理。④应禁止“赤字公债”。⑤公共债务不得逾越适正规模，未偿余额应设上限规定等。（3）适正管理、营运主义。根据民主主义与国民主权原理，政府的一切资金均来自于国民的委托，其管理、营运必须适正为之。其通常在制度上具体表现为：①岁出岁入应全部编入预算，以利于议会审议、进行统制的“总计预算主义”。②执行岁出预算时，禁止目的外使用并于原则上禁止流用。③国家作为当事人一方订立契约时，为保公正及节约，原则上应通过一般竞争契约方式进行。④无论岁出或岁入会计，命令机构与出纳机构均应分立。⑤谋求公财产管理的合理成本与利润等。
笔者认为，我国的财政立宪宜采取分散集中的模式，其完善应主要围绕以下内容进行：（1）基本国策条款中，规定国家征税，须培养税源，并衡量人民纳税能力，以重民生。（2）宪法必须对政府的收入用途进行约束，“如果对收入的用途没有约束，收入就变得等同于政府决策者的私人收入”。[15](P31)因此，应明确规定税收必须用于公共支出用途的条款，使纳税义务与纳税目的相联系，为确认纳税人税款使用监督权及进而为建立公共财政体系确立宪法基础。（3）在宪法第56条后，补充“国家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利”的原则性条款。（4）明确确立税收法定原则，建议补充“新征税收或变更现行税收必须有法律或法律规定的条件为依据”。（5）补充“公民享有依其纳税能力公平纳税的权利”及“公民有最低生活费不被课税的权利”。（6）规定原则性的公民社会权条款，建议仿日本宪法补充“公民享有维持最低限度的健康的和有文化的生活权利”。（7）确立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的边界，补充有关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与税收分享权划分的规定。全国范围的例如国防、外交这类的公共服务所需的费用，相应的税款应该由中央政府支配，而地方上的公共服务，应该尽量由地方政府直接通过地方征税来完成。（8）明确预算的法律地位， 规定一切财政收支必须纳入财政预算，强化人大对政府预算的审批权和监督权。同时，规定各级政府对教育、科学、文化、社会保障、就业、医疗保险等支出应优先编列。（9）保障国家审计的独立地位。由于国家审计权既关乎国家权力配置和权力结构，也关系国家法治的状态，故应优先确定。我国国家政治构造以人民主权为理论基础，采用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审计权应定位为立法权之下的独立监督权，建议将现行的行政审计尽快地转变为议会审计，赋予各级人大对财政运行以有效的制约手段。（10）增加有关国债的规定，补充“国债发行的主体、条件、程序、规模、结构、利率、偿还，由法律规定”的条款，为我国国债法的立法确定基本框架。
高军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江苏常州 21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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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成都市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成都市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区（市）县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成都市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实施办法》已经2007年4月26日市政府第103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公布，自2007年6月15日起施行。
二○○七年五月十一日
成都市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实施办法
第一条（目的依据）
为规范零售商与供应商的交易行为，建立公平交易的市场秩序，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健康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成都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
零售商与供应商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的相关交易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术语含义）
本办法所称零售商是指直接向消费者销售商品，年销售额（从事连锁经营的企业，其销售额包括连锁店铺的销售额）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及其分支机构。
本办法所称供应商是指直接向零售商提供商品及相应服务的企业及其分支机构、个体工商户等。
第四条（部门职责）
商务、价格、税务、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监督规范零售商与供应商的交易行为管理工作。
第五条（交易原则）
零售商与供应商的交易活动应当遵循合法、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不得妨碍公平竞争的市场交易秩序，不得损害交易对方的合法权益。
供应商和零售商提供、销售的商品应当符合产品质量标准。鼓励供应商和零售商提供、销售符合绿色环保标准的商品。
第六条（合同备案）
鼓励零售商与供应商在交易中采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商务部门推荐的合同示范文本。
零售商与供应商在交易中签订的合同文本与推荐的示范文本有实质性改变的，应在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十日内，由零售商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备案。
第七条（禁止滥用优势地位）
零售商不得滥用优势地位从事下列不公平交易行为：
（一）与供应商签订特定商品的供货合同，双方就商品的特定规格、型号、款式等达成一致后，又拒绝接收该商品，但具有可归责于供应商的事由，或经供应商同意、零售商负责承担由此产生的损失的除外；
（二）要求供应商承担事先未约定的商品损耗责任；
（三）事先未约定或者不符合事先约定的商品下架或撤柜的条件，零售商无正当理由将供应商所供货物下架或撤柜的；但零售商根据法律法规或行政机关依法作出的行政决定将供应商所供货物下架、撤柜的除外；
（四）强迫供应商无条件销售返利的，或者约定以一定销售额为销售返利前提，未完成约定销售额却向供应商收取返利的；
（五）强迫供应商购买指定的商品或接受指定的服务。
第八条（禁止妨碍公平竞争）
零售商不得从事下列妨碍公平竞争的行为：
（一）对供应商直接向消费者、其他经营者销售商品的价格予以限制；
（二）对供应商向其他零售商供货或提供销售服务予以限制。
第九条（劳务服务规定）
零售商不得要求供应商派遣人员到零售商经营场所提供服务，但下列情形除外：
（一）经供应商同意，并且供应商派遣人员仅从事与该供应商所供商品有关的销售服务工作；
（二）与供应商协商一致，就供应商派遣人员的工作内容、劳动时间、工作期限等条件达成一致，且派遣人员所需费用由零售商承担。
第十条（退货原则）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供应商有权拒绝退货：
（一）零售商因自身原因造成商品污染、毁损、变质或过期要求退货，但不承担由此给供应商造成的损失；
（二）零售商以调整库存、经营场所改造、更换货架等事由要求退货，且不承担由此给供应商造成的损失；
（三）零售商在商品促销期间低价进货，促销期过后将所剩商品以正常价退货。
第十一条（促销服务费）
零售商向供应商收取促销服务费的，应当事先征得供应商的同意，订立合同，明确约定提供服务的项目、内容、期限；收费的项目、标准、数额、用途、方式及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的方法等内容。
零售商收取促销服务费后，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供应商提供相应的服务，不得擅自中止服务或降低服务标准。零售商未完全提供相应服务的，应当向供应商返还未提供服务部分的费用。
本办法所称促销服务费是指依照合同约定，为促进供应商特定品牌或特定品种商品的销售，零售商以提供印制海报、开展促销活动、广告宣传等相应服务为条件，向供应商收取的费用。
第十二条（纳税义务）
零售商收取供应商交纳的促销服务费时应按照会计制度如实入账，并依法向供应商开具发票，按规定纳税。
第十三条（禁止性收费）
零售商不得收取或变相收取以下费用：
（一）以供应商的商品进入零售商的经营场所为由收取的费用；
（二）以签订或续签合同为由收取的费用；
（三）要求已经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商品条码并可在零售商经营场所内正常使用的供应商，购买店内码而收取的费用，或对使用店内码的供应商收取超过实际成本的条码费；
（四）零售商根据自身情况决定改造、装修时，对一般供应商收取的改造、装修费，但供应商有特殊要求的除外；
（五）未提供促销服务而以节庆、店庆、新店开业、重新开业、企业上市等为由收取的费用；
（六）以供应商提供新商品为由，且未提供促销服务而收取的费用；
（七）因零售商的原因造成退货的，以供应商未按期办理退货为由而收取的仓储费用，但供应商与零售商有约定的除外；
（八）以提供结算方式为由，而收取的结算网络维护费用；
（九）零售商以将供应商的商品摆放在更好的位置或者分配更多的货架为条件，直接或者间接要求供应商支付相关的费用，但与促销有关的费用除外；
（十）其他与销售商品没有直接关系、应当由零售商自身承担或未提供服务而收取的费用。
第十四条（付款义务）
零售商与供应商应按商品的属性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货款支付的期限，但约定的支付期限最长不超过收货后60天。
零售商不得以下列情形为由延迟支付供应商货款：
（一）供应商的个别商品未能及时供货；
（二）供应商的个别商品的退换货手续尚未办结；
（三）供应商所供商品的销售额未达到零售商设定的数额；
（四）供应商未与零售商续签供货合同；
（五）零售商提出的其他违反公平原则的事由。
第十五条（查询规定）
除合同另有约定或供应商没有提供必要单据外，零售商应当及时与供应商对账。
零售商以代销方式销售商品的，供应商有权查询零售商尚未付款商品的销售情况，零售商应当提供便利条件，不得拒绝。
第十六条（供应商义务）
供应商供货时，不得从事下列妨碍公平竞争的行为：
（一）强行搭售零售商未订购的商品；
（二）限制零售商销售其他供应商的商品；
（三）损害零售商商业信誉的行为；
（四）干预零售商自主决定零售价的行为，但代销合同除外。
第十七条（行业管理）
鼓励行业协会建立商业信用档案，准确、及时、全面地记载和反映零售商、供应商的信用状况，引导零售商、供应商加强自律，合法经营。
鼓励行业协会建立零售商货款结算风险预警机制，对零售商拖欠供应商货款数额较大、期限较长的，应当将有关情况通报商务主管部门，并提示相关的供应商。
第十八条(举报投诉)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向商务、价格、税务、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举报。相关部门接到举报后，应当依法予以查处。
第十九条（监督管理）
商务部门应会同有关部门对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行为实行动态监测，进行风险预警，及时采取防范措施，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不能处理的，十日之内移送相关职能部门处理。
零售商违反本办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进行公示。
商务、价格、税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零售商或者供应商违反本办法规定的，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进行查处。
对涉嫌犯罪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查处。
第二十条（责任追究）
行政执法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按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解释机关）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2007年6月15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