滁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安徽省澄清虚假或不完整信息工作暂行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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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保障措施调查中的若干法律问题

彭学军 杨麟 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保障措施、反倾销和反补贴均为WTO协定中规定的缔约方可以采取的贸易救济措施。与反倾销和反补贴相比，保障措施可以采取提高关税、数量配额和关税配额等多种救济方式，对一国国内产业的保护更为充分，而且由于无须证明被调查方存在“不公正的贸易行为”，保障措施调查的发起较之反倾销和反补贴更为容易。

自乌拉圭回合《保障措施协定》通过以来，世界各国发起保障措施调查的数量逐年上升，2001年全球范围内保障措施调查案达53起，比2000年的26起，增加了27起[1]。2001年美国发起了201钢铁保障措施调查，对世界钢铁生产和消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引起其主要贸易伙伴的强烈反对。作为美国201钢铁保障措施引起的连锁反应之一，我国于2002年5月20日正式立案公告对部分进口钢铁产品采取保障措施调查，这是我国在加入WTO后第一次应用保障措施的贸易救济措施。

按照WTO有关规则和中国有关保障措施法规的要求，采取保障措施必须满足四个方面的条件：（1）不可预见发展（unforeseen development）的存在；（2）进口数量的增加；（3）国内产业受到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serious injury or threat of serious injury）；（4）进口数量的增加和国内产业受到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casual link）。由于保障措施对于我国的调查官员、律师和企业人士而言还是相对陌生的法律制度，而且中国有关保障措施法规的规定较为抽象和简略，以下将结合WTO争端解决机构DSB涉及保障措施的判例对上述采取保障措施的必要条件逐一作简要的分析：


一、不可预见的发展

所谓不可预见的发展是指一缔约方在进行关税减让谈判时无法合理预见的情况，该情况的发生以及该缔约方履行关税减让承诺的结果将导致某种产品进口数量的增加并对该缔约方的相关国内产业造成损害。



不可预见的发展最初源于WTO《GATT 1994》Article XIX的规定。其基本要求是，如果在出现“不可预见的发展”之情况下，一缔约方履行其在《GATT 1994》下的包括关税减让在内的义务，将导致某种产品进口数量的增加并对该缔约方领土内的生产同类或直接竞争产品的生产者造成严重的损害或严重损害的威胁，该缔约方可以在防止或救济损害所必须的限度和时间内，针对该进口产品全部或部分地中止其在《GATT 1994》下的义务，或撤回、修改其在《GATT 1994》下所做出的减让。



WTO规则之所以设计不可预见的发展的规定，主要是为防止保障措施被滥用。保障措施的规定也被称为“逃避条款”（escape clause），因为该条款允许一缔约方部分或全部地逃避其在《GATT 1994》下所承担的义务，但由于一缔约方的逃避行为会对其他缔约方的利益造成重大的影响，所以WTO规则必然要通过规定不可预见的发展，限制缔约方仅能在出现不可预见的发展时，部分或全部地逃避其在《GATT 1994》下所承担的义务。



由于《GATT 1994》Article XIX关于不可预见的发展的规定并没有被写入乌拉圭回合《保障措施协定》的最终文本，因此对不可预见的发展是否构成采取保障措施的必要条件，各缔约方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这一分歧已经为WTO争端解决机构（Dispute Settlement Body）的上诉机构（Appellate Body）在韩国奶制品案的报告中解决。在该案中上诉机构认为，缔约方证明不可预见的发展的存在是缔约方为适用保障措施所必须的一项“先决要求（prerequisite）”[2]。因此无论各缔约方是否在国内立法中作了相关规定，各缔约方在采取保障措施时都必须将不可预见的发展作为一个先决要求进行考察。



WTO《GATT 1994》和《保障措施协议》中没有对不可预见的发展做具体的定义，但在1951年“Hatters’ Fur”案中，当时的争端解决工作组对不可预见的发展做了如下解释：“不可预见的发展指在相关关税减让的谈判后出现的情况发展，并且要求做出关税减让的国家的谈判代表在谈判时预见到这种情况发展是不合理的”[3]。这一解释还被WTO争端解决机构的上诉机构在1999年韩国奶制品案中所引用[4]。



对于上述解释，应从三个方面进行理解：（1）判断某种情况是否构成不可预见的发展的关键在于该情况是否能为缔约方在进行关税减让谈判时“合理预见”，凡是能够合理预见的情况均不构成不可预见的发展；（2）判断是否能“合理预见”，应该从一个假设的“理性的缔约方”的角度来考察，至于具体缔约方之间预见能力的差异应不在考虑之列；（3）判断合理预见的时点应考察缔约方进行缔约谈判时是否能够合理预见。



二、进口数量的增长



进口数量的增加是实施保障措施的要件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障措施条例》（以下简称《保障措施条例》）第七条规定，“进口产品数量增加，是指进口产品数量与国内生产相比绝对增加或者相对增加”。《保障措施条例》第八条又进一步规定，在确定进口产品数量增加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时，应审查（1）进口产品的绝对和相对增长率与增长量；（2）增加的进口产品在国内市场中所占的份额。



从上述规定看，进口数量的增加并不应该是单纯的“数量”分析，并不是任何数量上的增长均可以构成《保障措施条例》所要求的“进口数量的增加”。相反，《保障措施条例》第八条要求从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角度审查“进口数量的增加”，换言之，进口数量增加的程度和方式要足以对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的威胁。所以在进行进口数量的分析时，不仅要考察进口产品的绝对增长率与增长量，而且应考察增加的进口产品在国内市场所占的份额。


中国 亚美尼亚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亚美尼亚共和国联合公报


　　一、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鹏的邀请，以亚美尼亚共和国副总统兼总理加吉克· 阿鲁秋尼扬为首的代表团于一九九二年七月二日至六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正式访问。

　　李鹏总理与阿鲁秋尼扬总理举行了会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万里会见了阿鲁秋尼扬副总统兼总理。两国领导人在友好、诚挚、求实的气氛中就中亚双边关系和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二、根据双边会谈结果，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亚美尼亚共和国外交部磋商议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亚美尼亚共和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亚美尼亚共和国政府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的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亚美尼亚共和国政府文化、教育、卫生、体育、旅游合作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亚美尼亚共和国政府关于中国向亚美尼亚提供商品的政府贷款协定》。

　　三、双方一致认为，中亚第一次高级领导人之间的会晤具有重要意义，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亚美尼亚共和国相互关系的原则，并将促进两国互利合作的发展。这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有助于维护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双方一致认为，两国领导人之间政治接触和对话是重要的和有益的，今后将继续下去。

　　四、双方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亚美尼亚共和国将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上发展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和两国之间的互利合作。

　　五、双方将大力发展两国在政治、经济、科技、农业、贸易、交通、通讯、文化、教育、卫生、新闻、旅游、体育和其它领域的平等和互利合作，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往来。

　　六、双方一致认为，经济合作和贸易是两国相互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双方将采取措施保证在经济、贸易交流和其他领域内的互利联系的发展。

　　双方在本国法律范围内创造良好条件，鼓励对方在自己领土上投资并加以保护，以发展有效的合作经营活动。

　　七、双方鼓励两国国家组织、企业、机关、民间及其他组织进行合作，认为这种合作有助于中国和亚美尼亚之间各方面联系的发展。

　　八、双方将在环境保护、解决生态问题方面进行双边合作，并将在相互信任、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努力发展合作的新领域。

　　九、亚美尼亚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亚美尼亚共和国政府确认不和台湾建立官方关系。

　　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支持亚美尼亚共和国政府保障其政治、经济独立和维护民族利益的立场，支持亚美尼亚共和国成为国际组织的成员。

　　十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贯主张，国际争端应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中国方面支持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为和平调解纳卡冲突所作的努力。

　　十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亚美尼亚共和国主张在本文件第四条中所阐明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公正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认为这一秩序符合人类的发展和保障世界和平的利益，反映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十三、双方确认各自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主张提高联合国的威望，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解决全球和地区性问题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世界所有国家，不论大小、贫富，都有权成为国际社会享有充分权利的一员，平等参与国际生活。


　　　　　　李 鹏　　　　　　　　　　　　　　阿鲁秋尼扬

　　　　　　（签字）　　　　　　　　　　　　　　（签 字）


一九九二年七月六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