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贺州市安全生产一岗双责责任制实施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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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贺州市安全生产一岗双责责任制实施办法的通知
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贺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贺州市安全生产一岗双责责任制实施办法的通知
贺政办发〔2010〕87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平桂管理区管委,市政府各副处级以上单位：
《贺州市安全生产一岗双责责任制实施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二届第五十八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〇一〇年六月三日
贺州市安全生产“一岗双责”责任制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落实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责任，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责任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贺州市行政区域内各级政府（管委）、街道办事处（以下统称各级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及其所属部门、直属机构和各类事业单位（以下统称各部门）及生产经营单位。中属、区属驻贺州单位（企业）依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条 安全生产“一岗双责”是指各级政府及其所属各部门的有关负责人在履行所在岗位职责的同时，切实履行分管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职责，承担相应的安全生产责任。
第四条 各级政府及其所属各部门对安全生产工作实行“一岗双责”制度，其有关负责人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分管，谁负责；谁审批，谁发证，谁负责”的原则，负责分管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职责。
第二章 政府有关负责人的责任
第五条 各级政府主要负责人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全面负责本行政区的安全生产工作，履行以下职责：
（一）将安全生产工作纳入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年度工作计划，并抓好组织实施；
（二）抓好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及上级党（工）委、政府（管委）、同级党（工）委对安全生产工作决策、部署、指示的贯彻落实；
（三）主持或者委托分管负责人组织召开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工作会议，分析、布置、督促、检查本地区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工作；
（四）定期或者不定期召开政府（管委）常务会议或者专题会议，听取安全生产工作汇报，及时研究解决安全生产工作中的突出问题；
（五）支持、督促本级政府（管委）其他负责人履行分管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领导职责，发现疑难问题及时协调解决；
（六）组织考核本级有关部门和下一级政府（管委）履行安全生产责任情况，并按照规定给予奖励或者惩罚；
（七）建立健全本地区安全生产委员会，组织制定成员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职责，并督促落实；
（八）按规定指挥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依法追究事故责任人的行政责任。
第六条 各级政府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负责人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具体责任人，对本地安全生产工作负综合监管责任，履行以下职责：
（一）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及党（工）委、政府（管委）有关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部署安排本地区的安全生产工作；
（二）组织召开本级政府（管委）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协调解决安全生产工作的重大问题；
（三）领导和支持本级安全生产监管机构履行安全生产综合监管职责；
（四）督促检查上级机关和本级政府（管委）安全生产工作决定、决议和工作部署的落实情况，及时处理执行过程中的问题；
（五）监控安全生产工作目标、控制指标运行情况，加强督导和检查；
（六）按照本办法第七条的规定，负责领导分管工作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
第七条 各级政府分管其他工作的负责人对分管部门、行业（领域）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直接领导责任，履行以下职责：
（一）负责抓好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及党（工）委、政府（管委）有关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决议和工作部署在分管部门、行业（领域）内的贯彻落实；
（二）坚持将安全生产工作与分管工作同时安排部署，同时组织实施，同时考核验收；
（三）领导分管部门、行业（领域）内的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工作，督促分管部门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责，采取措施确保实现安全生产工作目标；
（四）监督检查分管工作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督促和协调重大事故隐患整治工作；
（五）分管行业（领域）内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按事故性质和等级赶赴事故现场，负责组织事故应急救援和善后处理，并督促分管部门及时如实上报事故情况。
第三章 部门有关负责人的责任
第八条 各部门主要负责人是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全面负责本部门、本系统的安全生产工作，履行以下职责：
（一）负责抓好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方针、政策以及上级有关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在本部门、本系统的贯彻落实，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并严格考核奖惩；
（二）组织落实上级党（工）委、政府（管委）和有关部门下达的安全生产目标任务，及时研究解决本部门、本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中的突出问题；
（三）组织制定本部门、本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年度工作计划，将安全生产与本部门、本行业的业务工作，同时安排部署，同时组织实施，同时考核验收；
（四）定期或者不定期召开专题办公会议，及时研究解决本部门、本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的突出问题；
（五）组织和领导本部门、本行业（领域）的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对存在的重大事故隐患，督促制定整治措施并加以落实；
（六）明确本部门安全生产监管机构、人员，并改善其工作条件；
（七）本部门、本行业（领域）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按规定组织事故应急救援，并赶赴事故现场指挥、指导抢险和施救。
第九条 各部门分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是安全生产工作的具体责任人，对本部门、本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负综合监管责任，履行以下职责：
（一）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及上级有关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结合本部门、本系统工作实际，主持制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措施；
（二）受本部门主要负责人委托，主持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分析、布置、督促、检查本部门、本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
（三）组织本部门、本行业（领域）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整治，督促相关业务机构抓好安全生产工作；
（四）督促、指导本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安全生产监管能力和水平；
（五）本部门、本行业（领域）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按规定赶赴事故现场组织指导抢险和施救，及时如实上报事故情况，并依法配合调查处理事故。
第十条 各部门分管其他工作的负责人对其分管工作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直接领导责任，履行以下职责：
（一）贯彻落实分管工作范围内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和安全生产工作部署；
（二）按照“谁分管，谁负责”和“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坚持将安全生产与分管业务工作同安排、同检查、同推进；
（三）督促落实分管工作范围内的安全生产检查、重大危险源监控、重大安全隐患整改和事故应急救援工作，支持和配合分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第四章 生产经营单位有关负责人职责
第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履行下列职责：
（一）全面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二）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组织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督促、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三）确保安全投入、管理、装备、培训等措施落实到位;
（四）建立和完善企业绩效工资制度，加大安全生产挂钩比重；
（五）依法设立安全管理机构并配齐专（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六）按照规定足额提取企业安全生产费用、缴纳企业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办理职工工伤社会保险；
（七）组织制定并实施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八）本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立即组织抢救并在法定时限内如实向有关部门报告。
第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分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是安全生产的直接责任人，对安全生产负直接领导责任，履行下列职责：
（一）督促、检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各项规章制度；
（二）推行安全性能可靠的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和新材料，提高生产装备自动化水平，不断改善安全生产基础设施和条件；
（三）组织实施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报告制度，落实事故隐患和职业危害的监控防治措施；
（四）加强现场安全管理，积极采用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风险评估、安全生产条件认证和安全评价评估等方法改进安全管理，落实安全防范措施，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五）组织开展全员安全生产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相关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
（六）加强应急救援队伍建设，配备应急救援器材，定期进行应急救援演练，依法做好事故报告、处置和应急抢险救援工作。
第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分管设备、技术、劳资、财务、运销等工作的其他负责人对各自分管业务范围内的安全生产负直接领导责任。
第五章 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
第十四条 各级政府（管委）安委会及其办公室，定期对本级政府（管委）相关部门和下级政府（管委）健全落实安全生产“一岗双责”制度情况进行指导协调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提出整改措施，对执行不力、贻误工作的，提出整改措施，并通报批评。
第十五条 实行安全生产约见警示制度。发生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或者事故控制指标严重突破进度指标，或者存在其他严重安全生产问题的，由上一级政府（管委）委托本级安全生产委员会依照有关规定紧急约见下一级政府（管委）分管负责人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进行警示，并在本行政区域内通报。
第十六条 建立安全生产履职报告制度。各县（区、管理区）政府（管委）和市安委会各成员单位应当每半年和年终将本地区、本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目标落实情况向市人民政府作出书面报告。凡年内发生道路交通或者水上交通重大事故，或者其他行业（领域）较大事故，或者30日内连续发生5起以上一般事故的，各县（区、管理区）政府（管委）主要负责人需向市人民政府作出书面检查。
第十七条 实行安全生产工作述职制度。各级政府（管委）及其所属部门主要负责人和其他负责人，每年年终要就年度安全生产“一岗双责”落实情况分别向上一级政府（管委）和本级政府（管委）、本部门作书面述职报告；规模以上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其他负责人每年年终分别向当地行业主管部门作书面述职报告，由行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考核和评议，并将述职考评情况汇总报告本级政府（管委）。
第十八条 实行安全生产“一票否决”制度。进一步加大全市各级、各部门和各单位领导干部政绩业绩考核中安全生产的权重和考核力度，年度考核结果有属于安全生产“一票否决”情形的，严格按照《贺州市安全生产“一票否决”办法》有关规定，实行“一票否决”。
第十九条 实行安全生产责任追究制度。各级政府（管委）及其所属部门负责人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安全生产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或发生事故后隐瞒不报、谎报、拖延不报，或者不及时组织开展事故救援工作，导致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扩大的，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办法》、《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等有关规定，依法严肃追究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在实施过程中，法律、法规及上级规范性文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一条 市安委会各成员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职责按《贺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成员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职责暂行规定》（贺安委字〔2010〕11号）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所称主要负责人，系指政府（管委）及有关部门的正职负责人，以及主持工作、代行正职职能的副职负责人。所称分管负责人，是指根据“一岗双责”负责某一方面工作的副职负责人。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贺州市安委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办法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办法
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办法》已由湖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1次会议于1999年7月30日通过，现予公布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发展我省老年事业，弘扬中华民族敬老、养老美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老年人是指六十周岁以上的公民。
第三条 老年人的政治权利、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婚姻自由权利、受赡养扶助权利、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的权利等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禁止歧视、侮辱、虐待或遗弃老年人。
第四条 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各级人民政府应将老年事业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所需行政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使老年事业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各级人民政府老龄工作机构以及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在其职责范围内依法做好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
第五条 全社会应广泛开展保障老年人权益法律、法规的普及宣传和敬老、养老、助老的宣传教育活动，加强舆论监督，树立尊重、关心、帮助老年人的社会风尚。
提倡义务为老年人服务。
第六条 每年的重阳节为我省的敬老日。
第七条 老年人应遵纪守法，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
第二章 赡养与扶养
第八条 老年人依法享有受赡养的权利。赡养人必须依法承担赡养义务，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
赡养人是指老年人的子女以及其他依法负有赡养义务的人。
赡养人的配偶应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
第九条 赡养人对患病的老年人应及时进行治疗。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的，赡养人及家庭其他成员必须给予关心、护理和照料。
第十条 赡养人应妥善安排老年人的住房。不得擅自改变老年人自有住房的产权关系和承租住房的租赁关系。赡养人有维修老年人自有住房的义务。
第十一条 赡养人有义务耕种老年人承包的田地，照管老年人种植的林木和喂养的牲畜等，收益归老年人所有。
第十二条 赡养人之间可就履行赡养义务签订协议。赡养协议应征得被赡养人的同意，由村（居）民委员会或者赡养人所在组织监督履行。
第十三条 赡养人不得以放弃继承权或者其他理由，拒绝履行赡养义务。
第十四条 赡养人未履行赡养义务，老年人有权要求赡养人给付赡养费。赡养费的标准不得低于家庭成员的平均生活费标准。
第十五条 老年人与配偶有相互扶养的义务。
由兄、姊抚养的弟、妹成年后，有负担能力的，对年老无赡养人的兄、姊有扶养义务。
第十六条 老年人享有婚姻自由的权利。子女或者其他亲属对老年人离婚、再婚及婚后生活不得干涉。
赡养人不得因老年人婚姻关系的变化而拒绝履行赡养义务。再婚老人有自由选择住所和支配个人财产的权利，子女或其他亲属不得干涉。
第十七条 老年人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生活用品和其他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抢夺、骗取或以其他方式侵犯老年人的财产。
老年人与子女在分家析产方面发生纠纷，可由村（居）民委员会以及相关组织进行调解并订立分家协议，也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老年人有依法处分自有财产的权利。对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成年子女提出的物资及其他方面的要求，老年人有拒绝的权利。
第三章 社会保障
第十八条 老年人依法享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有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的权利。
老年人依法享有的离退休费（养老金）和医疗保健费及其他福利待遇，有关组织和单位应按国家规定的标准按时足额支付，不得克扣、削减和挪用。
有关单位和组织应根据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职工工资的增长逐步增加养老金。
第十九条 建立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及城镇居民应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所在单位和个人应按时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费。
第二十条 农村逐步实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后，仍应根据当地实际，采取多种形式的辅助养老措施，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
第二十一条 农村老年人不承担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并按有关规定减免村提留款、乡镇统筹款。
城镇老年人不承担社会性集资和其他劳务负担。
任何组织、单位、个人及家庭成员不得要求老年人从事力不能及和有害身心健康的劳动。
第二十二条 城镇老年人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和抚养人的，或者其赡养人和抚养人确无赡养或扶养能力的，可由本人或者其所在的居民委员会向当地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提出申请，经核准后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
第二十三条 农村老年人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和扶养人的，或者其赡养人和扶养人无赡养或扶养能力的，由乡镇人民政府或村民委员会负担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的五保供养。
第二十四条 乡村一级组织，可将未承包的集体所有的部分土地、山林、水面、滩涂等作为养老基地；企业事业单位，可划拨部分创收门店、场点设施给老年人组织管理经营，收益用于发展老年福利事业、老年人养老及解决老年人的特殊困难。
第二十五条 逐步建立和完善城乡各种形式的医疗保障制度，保障老年人的基本医疗需要。
农村老年人参加合作医疗，村集体经济组织应给予照顾，有条件的地方，老年人可免交合作医疗费。
第二十六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老年人医疗保险应优先办理，对已发生的医疗费用应优先报销。不得降低老年人的医疗待遇标准。
第二十七条 老年人患病，本人和赡养人或扶养人确实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由当地人民政府或所在单位给予适当帮助，并提倡社会予以资助。
第二十八条 医疗机构应为老年人挂号、检查、取药、住院等提供方便。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应开设老年人专科门诊和家庭病床，并开展为老年人巡回医疗服务等活动。所有医疗机构应将老年人医疗服务纳入社区医疗服务的优先项目。
第二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重视和发展老年教育，教育主管部门要加强对老年教育的组织领导和统筹规划，鼓励多层次、多渠道开办老年人学校。
第三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企业事业单位、村（居）民委员会应建立老年人活动场所，开展适合老年人特点的文体活动。
第三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根据经济发展水平，逐步增加对老年福利事业的投入，兴办老年福利设施。积极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企业事业单位或者个人投资兴办老年人福利院、敬老院、托老所、老年公寓、老年医疗康复中心、老年活动中心及老年生活服务、疾病护理等设施。兴办
适应老年人需要的服务性和福利性事业，应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减免税费。
第三十二条 老年人持有效证件可在乘坐市内公共交通工具、参观、游览、上公园以及参加文体活动等方面享受优惠照顾。具体优惠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候车（船、飞机）室、公共交通工具及有关公共场所，有条件的应设立老年人专用设施。
第三十三条 对一百周岁以上的高龄老人，由县、市（区）人民政府给予特殊生活照顾，按月发给不低于100元的长寿保健费和生活补助费，并组织有关医疗机构定期为其提供无偿的医疗保健服务。
第三十四条 人民法院受理老年人因合法权益受侵害而提起的诉讼，当事人交纳诉讼费确有困难的，应依法减交或免交，不得以其无力支付诉讼费而拒绝受理。老年人因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提起诉讼，需要律师帮助但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有关机构应提供法律援助。
第四章 参与社会发展
第三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企业事业单位和老年人所在组织应重视、珍惜老年人才资源，发挥老年人的特长和作用。
第三十六条 鼓励老年人参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老年人在自愿和量力的情况下依法从事下列活动，有关部门和单位应给予支持：
（一）兴办老年产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参与科技产品开发和应用；
（二）传授科技、文化知识，提供咨询信息服务；
（三）对青少年和儿童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艰苦奋斗优良传统教育；
（四）著书立说、修史编志；
（五）参与维护社会治安，调解民事纠纷；
（六）参加其他有益的社会活动。
第三十七条 老年人参加劳动的合法收入受法律保护。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不履行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职责的单位和个人，由其上级主管部门给予批评教育，责令改正，或由其所在组织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负有赡养、扶养义务而拒不赡养、扶养老年人，或者虐待、遗弃老年人的，老年人或其代理人有权要求有关单位和组织责令改正，给予行政处分，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四十条 家庭成员抢夺、勒索或以其他方式侵占老年人财产，情节较轻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干涉老年人婚姻自由的，由有关部门给予批评教育，责令改正；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人民政府老龄工作机构负责解释。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987年12月19日湖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0次会议通过的《湖北省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规定》同时废止。
1999年7月30日
内容提要:证据是刑事诉讼的灵魂,是刑事法律体现其自身规律的关键,是折射一国法治状况的镜子,是人权保障和救济的主要据点。客观性和关联性是证据的内容,合法性是证据的形式,是客观性和关联性的法律保障。[1]各国纷纷禁止具有调查取证权的主体违反法定程序和权限获取证据,对非法证据的采信做出了规定,而对以非法证据为线索获取的证据则语焉不详。本文从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内容、价值内涵、及其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适用设想解析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以完善我国的证据制度。
一、 何为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
(一)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的内涵
【案例】《叶某运输毒品案》简介:被告人叶某驾驶客车运输毒品,途中搭载梁某。梁上车后发现车后座有疑似毒品的白色粉末状物品,遂骗取叶信任,获知该物确为毒品,于是梁报案。叶很快被公安人员抓获并查获毒品。辩护意见中认为,尽管举报人梁某未办特情耳目手续,但实际充当了特情的角色。但由于梁某签名的笔录有明显的诱人犯罪的表述,与法律相抵触,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举报线索应在客观合法的情况下进行,不等同于诱骗和陷害。梁某先骗取他人信任,再获取有罪证据,刑诉法规定严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取得证据,因此,梁某的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2]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毫无疑问,梁某的证言属于非法言词证据,不予采信。但是,本案中还有另外一个证据——根据某的证言查获的毒品,是否具有可采性呢?实践中还有这样的情况,公安机关非法搜查获得犯罪嫌疑人记录犯罪的笔记本,了解了犯罪工具的藏匿地点,于是由此线索找到了犯罪工具。根据我国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十四条的规定,上述案例中笔记本为非法证据理所当然不予采信。但是,以笔记本为线索获取的犯罪工具是否能采信呢?
司法实践中,类似案例不胜枚举。纵观这类例子,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共性:这类案件中最开始是用非法手段获得了证据,然后又以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为线索合法的获取了其他证据。可以看出,这里的其他证据是非法证据衍生出的证据。由此可以下个定义,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是指以非法证据为线索发现并采集的证据,其特点在于它的获取途径是以非法证据为线索采集。这类证据与采用非法搜查、扣押等方式取得的证据相比较,其不同点在于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证据其收集程序本身是违法的,而这类证据收集程序本身是合法的,只是在发现该证据之前的程序有违法的情形。清楚了何为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那么回到前面提出的问题,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是否具有可采性呢?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研究在国外先行,称之为“毒树之果”理论,我们可以实行“拿来主义”,根据我国国情完善法律制度中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的规制。
(二)“毒树之果”理论及其例外
不同的诉讼价值理念、不同的法治文化传统国家对非法证据衍生证据的认定不一样。美国的诉讼价值理念中程序正义是重中之重。在审判中,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的适用美国遵循了程序正义的要求。1920年,在Silverthorne Lumber Co. v. U. S.一案的判决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次提出了“毒树之果”理论。在这一案件中,最高法院认为非法获取的证据不能被用作继续得到其他证据的目的,这就是“毒树之果”规则的基本含义。[3]
“毒树之果”原则认为,所有通过宪法性侵权行为获取的证据,不论是直接所得,还是间接获取,由于受到这种违宪行为的影响或“污染”,因此都相当于“毒树结出的果实”。警察以强迫嫌疑人自证其罪的手段所得到的供述固然不具有可采性,他们从根据供述提供的信息中所获取的证据,作为非法供述的衍生证据,也不具有可采性。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如果我们一味的强调对这种“毒树之果”的绝对排除,那事实上,我们是以牺牲社会公众的利益来保全极少数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于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对不同的利益进行合理的权衡后,又为“毒树之果规则”确定了几项重要的例外:“微弱联系的例外”;“独立来源的例外”;“不可避免的发现”。[4]
1.“微弱联系的例外”
所谓“微弱联系的例外”,又被称为“污染消除”(purged taint)的例外。如果违反宪法的行为与某一证据之间的联系极其微弱,以至于违宪行为对该证据的“污染”已经基本上被消除殆尽,那么,该证据尽管为“毒树之果”,却仍可以被采纳为证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法官在适用这一例外时需要考虑三方面的因素:一是违宪行为的发生与派生证据的获取所间隔的时间;二是在违宪行为与派生证据之间介入的其他情况;三是违宪行为的目的及其恶劣程度。在最初的违宪行为与最终的证据之间介入一些外部的因素,这是“污染”得以消除或者因果关系得以减弱的原因。这一规则的关键是:介入的外部因素是否消散了或者足以否定了当初警察的先行非法行为。这是法院基于个案而做出的自由裁量。换言之,先行污点是否已经被充分消除是一个主观的判断,它可能会因法官而异,并没有一个简明的规则或简单的答案。
2.“独立来源的例外”
所谓“独立来源的例外”,是指警察最初通过非法程序发现了某一证据,但并没有立即将其获取,而是随后通过与原先的非法行为毫无关系的活动,最终以合法的方式获取了该证据。在这种情况下,该证据不被视为受到最初非法行为“污染”的证据,因而具有可采性。当然,检察官要想使法官适用这一例外,就必须提出证据证明该证据最终是通过某一独立和合法的来源而获得的,该来源与原先的非法手段并没有关系。适用“独立来源”例外实际上也是为了在犯罪控制与纯粹的正当程序之间寻找妥当的平衡点。在独立来源的例外与微弱联系的例外之间存在区别。根据独立来源的例外,证据是从一个与非法搜查、扣押无关的来源收集的。因此,虽然证据可能被认为不可信,但由于不牵涉非法行为,它是可以采纳的。与此相对照,根据微弱联系的例外,证据是作为非法行为的结果而搜集的,但介入的外部因素抹去了先行非法行为的污点。实际上,介入的外部因素净化了证据中的先行非法行为。
3.“不可避免的发现”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尼克斯诉威廉斯案(Nix v. Willams)中认为,如果通过与违法行为无关的合法调查途径必然会发现这类证据,那么“毒树之果”原则并不禁止违反宪法获得的证据的可采性。在默里案(Murray v. U. S.)(1988)的裁决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指出,“不可避免的发现”的例外实际上是从“独立来源”例外推断出来的。因为有污点的证据只要实际上是通过独立来源发现的,就具有可采性。而所谓的“不可避免地或必然被发现”,其存在的前提之一就是有另一个行为或肯定会有另一个行为(虽未实际发生)会导致证据被发现。
二、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的价值内涵
(一)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在诉讼法上的价值
“法是善良和正义的艺术。”法律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实现正义。[5]正义分为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程序正义的实现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实体正义的实现使人们最终相信自己的权利会得到保障。但是,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会有价值冲突,实践中存在保障了程序正义损害了实体正义,实体正义获得了保障程序正义受到损害的情形。在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中如何找到最合适的“黄金分割点”成为摆在各国面前的难题。证据是呈现法律事实的灵魂,是诉讼中不可或缺的内核。证据的目的是对案件的客观事实进行论证以达到法律对事实的承认,实现案件裁判的公平正义。因此,证据的合理采信是取得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之间“黄金分割点”的切割刀。
证据的采信不仅要考虑证据的客观真实,还要考虑证据的取得方式是否合法,若是单单只注重证据对于案件客观事实的论证意义,对取得证据的方式是否合法置若罔闻,那么获取证据的手段必定五花八门,以侵害公民权利的方式采集证据的手段必定会出现。因此,各国纷纷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保障程序正义的实现,我国亦然。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规制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延伸,但是我国对于这类证据是否采信语焉不详。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在证据制度中应该具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没有这方面的规定,证据制度将残缺不全。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本身特点是它的收集程序本身是合法的,只是在发现该证据之前的程序有违法的情形。由这种证据的产生特点可以看出它不具有强“污染性”,对案件客观事实的证明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若在案件中采信,对于实体正义的实现具有强大的保障力。
(二)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对人权的保护
“人权是我们时代的观念,是已经得到普遍接受的唯一的政治与道德观念。”—L.亨金。国家制度可以是各国有别,人的权利则是普遍并超越国界的。[6]对于公民权利的保障已经扩展为人权范畴。在各领域的人权保障中,“诉讼人权保障更主要地指个人人权(非集体人权)保障,具体而言就是指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保障。”[7]在诉讼人权中,诉讼参与人——被告人、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处于同等的地位。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等现象,使得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因此,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必要的措施。但是,仅仅考虑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也不合时宜,被害人的保护也是必须。在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后,又对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进行绝对的排除则很可能使某些犯罪人逃避法律的惩罚,这对被害人的权利是一种巨大的伤害。
价值冲突是法存在的前提条件,法的功能就在于最大限度地防止在价值冲突中的价值丧失与耗损。立法者无论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中做出何种选择都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不愉快的代价。违反法定程序、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证据是违背近现代法治国家的政治理论的,是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一种非法侵犯。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许多以非法证据为线索取得的证据即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其本身是反映真实情况的,甚至可能成为证明犯罪事实最为直接和关键的证据,采用则可能顺利追究犯罪、平息民愤、维护秩序,排除则可能放纵犯罪、极大的打击民众对正义和法律的期望,甚至使国家在政治上遭到损失。1926年美国知名法官卡多佐(Cardozo)在纽约州任最高法院法官时卡多佐认为:“证据不得任意排除,否则岂不是因警察的一时疏忽,而让罪犯逍遥法外。”[8] “证据是个‘无辜者’”。[9]我们不能在证据的采信中产生一个谬误——以非法证据排除的名义断送非法证据衍生证据合法收集的可能性。否则,我们就是以牺牲社会公众的利益来保全极少数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三、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在我国法律制度中的不足
在我国,宪法对保障人权、禁止非法取证行为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例如,《宪法》第33条指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等等。与宪法相适应,新修改的刑诉法第五十四条也对非法收集的证据做出了规定。可以看出,在我国立法上对非法证据的处理占了一席之地,但是对于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如何处理并未提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