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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2005年3月25日北京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2005年5月1日起施行）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32号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已由北京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05年3月25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5年5月1日起施行。

　　北京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5年3月25日

　　目　　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保护内容

　　第三章　保护规划

　　第四章　保护措施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根据国家城乡规划、文物保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适用本条例。其中文物、古树名木的保护，法律、法规已有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三条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应当坚持统筹规划、统一管理、保护为主、合理利用的原则。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工作。

　　区、县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内有关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具体工作。

　　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规划管理工作。

　　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本条例规定的职责，负责具有保护价值的建筑的保护工作，参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编制、保护措施的制定、历史文化街区的认定等工作。

　　发展改革、财政、建设、国土资源、水务、市政管理、园林、旅游、宗教事务和区县文物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负责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相关工作。

　　第五条　本市应当统筹协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

　　第六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在本级财政预算中安排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资金，并将其纳入政府投资管理程序执行。

　　第七条　本市鼓励单位和个人以捐赠、资助、提供技术服务或者提出建议等方式参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工作。

　　本市支持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相关的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专业人才的培养。

　　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义务，并有权对保护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提出建议，对破坏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行为进行劝阻、检举和控告。

　　第九条　对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市和区、县人民政府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保护内容

　　第十条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内容包括：旧城的整体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具有保护价值的建筑的保护。

　　第十一条　旧城，是指明清时期北京城护城河及其遗址以内（含护城河及其遗址）的区域。

　　旧城的保护内容包括：历史河湖水系、传统中轴线、皇城、旧城“凸”字形城廓、传统街巷胡同格局、建筑高度、城市景观线、街道对景、建筑色彩、古树名木等。

　　旧城保护应当坚持整体保护的原则，针对不同区域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保护。

　　第十二条　皇城保护应当完整、真实地保持以紫禁城为核心，以皇家宫殿、衙署、坛庙建筑群、皇家园林为主体，以四合院为衬托的历史风貌、规划布局和建筑风格。

　　第十三条　对具有特定历史时期传统风貌或者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区、建筑群、村镇等，应当认定为历史文化街区。

　　历史文化街区的范围应当包括核心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区。建设控制区的划定应当符合核心保护区的风貌保护和视觉景观的要求。

　　第十四条　对尚未列为不可移动文物、反映一定时代特征、具有保护价值、承载真实和相对完整历史信息的四合院和其他建筑，应当认定为具有保护价值的建筑。具体认定标准和程序，由市人民政府制定并公布。

　　第十五条　历史文化街区的名单及其核心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区的范围，由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布。

　　具有保护价值的建筑、城市景观线、对景建筑的名单，由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布。

　　历史河湖水系的名单，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布。

　　第三章　保护规划

　　第十六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要求，组织编制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并将其纳入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及市人民政府公布的名单和保护范围，组织编制城市地理环境、城市中轴线、旧城、皇城、历史文化街区等专项保护规划和旧城、历史文化街区修建性详细规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布。

　　编制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专项保护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以下统称保护规划），应当广泛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并组织专家论证。

　　保护规划应当按照统一的标准和要求编制。

　　本市其他各类城市专项规划和详细规划应当符合保护规划。

　　第十七条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内容应当包括：保护的总体目标、保护内容、保护范围、保护标准、保护规划的实施保障措施等。

　　专项保护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内容应当包括：保护范围，保护原则，需要保护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保持传统风貌的建筑高度、体量、色彩等控制指标，土地使用功能，人口密度，市政基础设施的改善，不同建筑的分类保护和整治措施，保证保护规划实施的具体措施以及其他应当纳入专项保护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内容。

　　第十八条　保护规划经依法批准公布后，不得违法调整；确因公共利益需要调整的，应当广泛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并组织专家论证后，报原批准机关批准并公布。

　　第四章　保护措施

　　第十九条　建设单位在保护规划范围内进行建设，应当符合修建性详细规划的要求，依法取得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设计单位应当按照保护规划中规定的设计要求进行设计。

　　第二十条　在保护规划范围内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违反保护规划进行拆除或者建设；

　　（二）改变保护规划确定的土地使用功能；

　　（三）突破建筑高度、容积率等控制指标，违反建筑体量、色彩等要求；

　　（四）破坏历史文化街区内保护规划确定的院落布局和胡同肌理；

　　（五）其他不符合保护规划的行为。

　　第二十一条　市和有关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保护规划的要求，制定调整旧城城市功能和疏解旧城居住人口的政策和措施，降低旧城人口密度，逐步改善旧城居民的居住条件。

　　第二十二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按照保护规划的要求，调整旧城路网规划，统筹兼顾交通出行、市政设施、城市景观和生态环境等各项功能的需要。

　　第二十三条　本市鼓励采用新材料、新技术，按照保护要求和技术规范，统筹改善旧城和历史文化街区内的道路交通、消防设施和市政基础设施条件。

　　第二十四条　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对旧城内的建设项目进行审批时，应当就建设项目用地范围内现存建筑是否具有保护价值，征求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和专家的意见。

　　第二十五条　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对历史文化街区内的建设项目、历史文化街区外具有保护价值的建筑的保护范围内的建设项目和旧城内历史文化街区外重点道路及其两侧的建设项目进行规划审批时，应当对建设项目进行有关北京历史文化名城风貌影响的评估。未经评估，或者未通过评估的，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不得批准。

　　重点道路的具体范围由市人民政府划定并公布。

　　第二十六条　对历史文化街区内的建筑，应当按照下列规定进行分类保护和整治：

　　（一）不可移动文物依照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保护；

　　（二）具有保护价值的建筑按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保护；

　　（三）其他建筑应当按照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的要求进行整治。

　　历史文化街区内建筑的具体分类标准、保护和整治的具体要求由市人民政府制定并公布。

　　第二十七条　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历史文化街区内各类建筑和历史文化街区外具有保护价值的建筑的基本情况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八条　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对历史文化街区和具有保护价值的建筑，自市人民政府公布之日起30日内设置保护标志。保护标志的设置标准由市人民政府统一确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或者非法移动、拆除保护标志。

　　第二十九条　历史文化街区内的消防设施、通道应当按照有关的消防技术标准和规范设置。因保护的需要无法达到规定的标准和规范的，公安消防机构和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协商制定相应的防火安全措施。

　　第三十条　在城市景观线和街道对景保护规划范围内进行建设，应当符合视觉景观的要求，禁止建设对景观保护有影响的建筑。

　　对景建筑周围建筑的高度、体量、造型和色彩，应当与对景建筑相协调。

　　第三十一条　具有保护价值的建筑不得违法拆除、改建、扩建。

　　建设工程选址，应当避开具有保护价值的建筑；确因公共利益需要不能避开的，应当对具有保护价值的建筑采取迁移异地保护等保护措施。

　　迁移异地保护的，建设单位应当提供迁移的可行性论证报告、迁移新址的资料以及其他资料，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审查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十二条　城市建设中发现具有保护价值而尚未确定为具有保护价值的建筑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可以向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保护建议。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标准和程序进行初步确认，经初步确认具有保护价值的，应当采取临时保护措施，并按照本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向市人民政府报告。

　　第三十三条　具有保护价值的建筑的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应当按照有关保护规划的要求和保护修缮标准履行管理、维护、修缮的义务。保护修缮标准由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建设、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所有人和管理人、使用人对维护、修缮义务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对于所有人和管理人、使用人确不具备管理、维护、修缮能力的具有保护价值的建筑，市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进行保护。

　　第三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法更改具有保护价值的建筑、传统街巷胡同、区域等的历史名称。确因特殊情况需要更名的，地名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批时应当征求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　依法负有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职责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法调整保护规划的；

　　（二）违法调整历史文化街区范围的；

　　（三）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三十条的规定进行审批的；

　　（四）不按照本条例的规定和保护规划的要求履行审批和其他保护职责的；

　　（五）其他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玩忽职守的。

　　第三十六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未经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进行建设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组织依法处理；未按照规划批准的要求进行建设的，由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理。

　　第三十七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损毁或者非法移动、拆除保护标志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组织责令改正，可以并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违法拆除、改建、扩建具有保护价值的建筑的，由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恢复原状，并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未按照有关保护规划的要求和风貌修缮标准履行管理、维护、修缮义务的，由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条　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法律、法规已经规定法律责任的，依照其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自2005年5月1日起施行。


浅析我国民商法合一的发展趋势

王春胜


　　近些年，我国法学界学者对我国商法进行了较为热烈的讨论。然而，对商法的调整范围、体系和法律地位等问题却众说纷纭。较为主要的观点有两种：一种观点主张民商分立，认为商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第二种观点主张民商合一，认为商法属于民法，是民法的特别法。研究商法的法律地位，尤其是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商法的法律地位，对我国法学及立法体例的研究与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商法最初的形式是商人习惯法，产生于中世纪的欧洲。这一制度的形成有着特定的社会根源。十字军东征打开了东西方的商路，促进了地中海海上贸易的发达和地中海沿岸一些新兴城市的商业贸易的繁荣。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世纪的欧洲大陆仍然处于封建法和寺院法的支配之下，许多营利性的商业活动被明令禁止。在贸易发展和封建法制尖锐冲突的背景下，在意大利最早出现了商人行会组织——商人基尔特。该组织最初的目的旨在联合保护商人自身利益，反抗封建法制的束缚，后逐渐担负起制定编纂规约或习惯规则等多种职责。这些行业规则、规约、商人惯例几百年间被商人行会因袭沿用，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商人习惯法。十六世纪后，资本主义商品关系的萌芽与封建势力的衰落，使商人习惯法向成文法转变具备了条件，欧洲一些国家纷纷以成文法的形式对中世纪的商人习惯法加以确认。早期的商法采取的是属人主义立场，即其规则只适用于商人之间，因此，又称“商人法”。
　　现代商法的形成是以1807年《法国商法典》的诞生为标志。该法摒弃了商人主义立场，而以商行为观念为其立法基础，开创了大陆法民商分立体例。继法国之后，几乎所有欧洲大陆国家均采取了形式商法的体例。1900年的《德国商法典》在《法国商法典》商行为法基础上，建立了以商主体为本位的新商人法立法主义，提出了确定商法适用范围的双重标准，即客观商行为与主观商主体相结合。客观地说，无论在内容、结构及立法技术上，《德国商法典》对大陆法系国家商法的完善都具有重要影响。1
　　而以判例法为主要渊源的普通法系国家中并没有形式意义的商法。19世纪以后，英美国家相继制定了一些商事条例。《美国统一法典》也不是一部真正的商法典，实际上是商事合同法。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里，由于社会经济制度的不同，在经济体制改革前都没有统一商法典。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商法调整的经济关系一部分由民法调整，一部分由经济法调整。
　　商法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在冲破封建法制的束缚后应运而生的。它起到了调整传统意义的商事活动的作用，并对民法调整社会经济关系起到补充的作用，其对经济发展和立法发展的历史影响不容置疑。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化大生产与市场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出现了“民法商法化”的现象，加之经济法的产生，使商法独立存在的基础发生了动摇。
　　第一，“商人”与“商行为”的概念难以界定。商法学派按照传统的分类将商法主要内容分成商主体法与商行为法。然而，现代市场经济极大发展的结果，导致人的普遍商化，生产者直接成为商人，商人直接成为工业生产者，商业职能与生产职能融合，使过去依据商法只有商人才能取得经商的特权，现在人人可以取得，导致商人特殊阶层的特殊利益的消失。2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商行为也很难区分，越来越多的营利性营业行为纳入社会“生产经营”活动的范畴，从而使不同类型的“产业”之间的外部差别日益模糊，无业不商，商行为的范围难以列举。传统意义上的商行为与其他经济行为紧密融合，商业中介人和服务业者逐渐转变为“商人”，形成第三产业。高新技术和信息在知识经济时代的有偿应用，更是扩大了传统商行为概念的内涵。传统商法的立法理论基础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商法很难成为现代社会的独立的法律部门。
　　第二，商法的体系发生了变化。在现代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法日益商法化，在立法上逐渐出现民商合一的趋势。瑞士于1881年率先制定《债务法》，后将《债务法》并入《民法》作为一编。其后，泰国民法典、苏俄民法典、匈牙利民法典等，均采用民商合一主义。意大利原来是民商分立，后改采民商合一，将原来民商二法典合并为1942年的新民法典。新中国自1949年以来，一直采用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我国的民法将合同关系纳入其调整范围，海商法、票据法、保险法等都属于民法的特别法。
由此可见，商法发展的趋势是民商合一体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