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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诉讼费交纳办法》对法院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马 晓 明


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以下简称新办法）于2006年12月30日对外公布，并自２００７年４月１日起施行。新办法逐一细化标准并多方面降低诉讼费用，还扩大了司法救济的范围，意味着诉讼门槛的降低，便利百姓诉讼，顺应了民意，受到普遍欢迎。
“打不起官司”一直是社会反映较为强烈的一大问题，新办法打破了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诉讼收费办法的惯例，并在名称用词上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即将“收费”改为“交纳”。它的制定和颁布,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外行凑热闹,内行看门道。它一出台，就获得了百姓的一片叫好声；但也有业内人士对新办法的制定主体和有关内容提出质疑甚至反对之声。一部行政法规尚未实施，就引起如此大的社会反应,实不多见,可称得上我国法制史上的一起重要事件。本文试从实施新办法的角度浅谈自己的观点,即它的将会对今后法院工作产生的影响及如何对策,笔者萌生了以下两个方面的理性思考。
一、新办法的实施对法院工作和队伍建设的影响
　诉讼收费标准降低之后，必然会引发一些新问题，重视和解决好这些问题，是保证法院各项工作正常开展的前提。获悉，很多地方法院已展开专门调研，最高法院也在全国范围内收集意见，以应对可能出现的问题。不知面临经费缺乏保障而案件却大量上升的必然结果,会给地方法院带来多大的困扰，还有待于在今后观察。笔者认为，如果国家不对法院现行经费保障制度进行真正的彻底性改革，那么在新办法实施后，将对人民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经费保障将产生很大的冲击，法院的审判、执行工作和队伍建设都必将经受一场严峻的考验。具体分析如下：
问题一：业务经费缺口大，司法经费难保障
　新办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诉讼费用全额上缴财政，纳入预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由于财产案件是基层法院诉讼费的主要来源，据人测算，新办法实施后，基层法院所受冲击最大，降幅可能超过60%，偏远法院下降更严重，将降幅达80%以上，中西部地区的不少基层法院恐怕连“保运转”都会相当困难。我国目前的实际状况是，除了东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较为普遍的是，法院从日常运转到基础建设，乃至某种程度的福利待遇，都高度依赖于诉讼费用的征收。据报道，长期以来，全国大部分基层法院都面临“收支两条线”落实的困难。不少地方财政为了减轻包袱，还采取以收代支的方式，让法院用诉讼费弥补财政拨款留下的缺口，诉讼费因此成了法院业务经费的重要来源。据了解，诉讼费收费标准的降低，使得人民法院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基层法院办案经费的解决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如果法院的基本司法经费不能得到保障，就难以确保司法的公正与效率。
问题二：案件数量上升幅度增大，案多人少矛盾更为突出　
据统计，我国民商事法官目前人均年结案达到一百二十余件。在一些案件较多的基层法院和人民法庭，一名法官一年办二百件以上民商事案件的情况较为普遍。我国东部地区法院近十年来受理的案件数量逐年上升，但法官人数并没有增加，案多人少严重制约了“案结事了”的实现和审判质量的提高。按照新办法，诉讼费降低了,案件数增多了,办案压力更大了! 尤其是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将更为突出，这种情况可能在新办法实施后不久就会表现出来。据报道，今年以来，全国很多法院较往年同期（一季度）相比，受理案件的数量下降很多，这是极不正常的。可以合理预见，4月1日后起诉到法院的案件数量将不可避免地大幅上升。如果一个月几十件甚至上百件案子在法官手中超负荷周转，使法官成了“办案机器”，这不仅有损于法官的身体健康，还使法官无瑕钻研业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司法公正和效率。
问题三：恶意诉讼存在生存空间，滥诉现象可能不断出现
这次诉讼收费改革之后，由于诉讼费门槛进一步降低，当事人启动诉讼的风险将大大减少，在当前我国尚有相当一些人理性诉讼意识偏低的情况下，新办法的一些规定给恶意诉讼留下空间。以前驳回起诉的诉讼费按50元标准收取，新办法规定驳回上诉的案件无需交纳案件受理费，一些无理诉讼或想拖延执行时间的当事人可能会更频繁起诉了。新办法还规定撤诉减半交费，使得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即便想撤诉，但顾及撤诉仍收费，也可能选择打完官司，从而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新办法规定劳动争议案件每件交纳10元，同时规定，以调解或撤诉方式结案减半交费。据此，一件劳动争议案件如以调解、撤诉方式结案，法院只能收取5元的诉讼费用，如此廉价的诉讼费极可能导致当事人滥用诉权。随着公民打官司的意识日益增强，贫困地区法院是人等案还好，经济发达地区法院将面临滥用诉权的现象。近几年，恶意诉讼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诉权被滥用的问题日益突出，问题关键在于现行法律对此没有明文规定。尽管法院不支持恶意诉讼者的诉讼请求并判其败诉，恶意诉讼者顶多是承担为数不多的诉讼费用而已。新办法对诉讼费的大幅下调，不能不说是对滥用诉权者的一个大好“消息”,这也不利于建设诚信社会。
由于诉讼费用极低，当事人在打官司时，不再综合考虑诉讼成本，只要有纠纷，就告到法院。原来官司打不起，现在可能演变为谁官司打得越多，占国家的便宜就越多，这使得司法资源被极大浪费。新办法同时规定裁定驳回起诉的案件不交纳案件受理费，这给一些无理诉讼、恶意诉讼的当事人留下了更多诉讼空间。多年来，驳回起诉案件的诉讼费均按50元的标准收取，这对少数当事人滥用诉权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现在不收取诉讼费，将会放纵当事人滥用诉权，不但浪费了法院的有限审判资源，也不利于民商事案件定纷止争效能的发挥。法律之所以规定打官司必须交纳一定的诉讼费，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为起诉者设置一个适合现行诉讼渠道容量与处理能力的门槛。极低的诉讼费就相当于没有了诉讼门槛，这样更多的社会矛盾将直接涌向法院，而这恰恰是我们不愿看到的。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相比，诉讼远非经济、便捷的解决方案，原、被告双方一旦对簿公堂，并不都有利于矛盾的解决。国家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才设计了大量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试图以此大幅度地缓解诉讼渠道受理案件的压力，从而有效降低法治成本。
　问题四：拒执成本降低，执行难度加大
许多基层法院的执行法官担忧，新办法实施后，极有可能加剧“执行难”。办案经费不足将造成法院没有足够经费查找当事人及其财产下落等，以前常见的夜间执行、数日蹲点守候“老赖”的做法可能减少，造成“执行难”。在案件执行上，如果被执行人主动履行跟法院多次追讨在经济上没有实际区别，这等于降低了违法成本，所造成的诸多负担是法院不能承受之重。降低收费标准最终使谁受益？因为诉讼费用、执行费用最终由败诉方、被执行人承担，即由民事、行政违法者或义务人来承担，所以降低收费标准将使他们受益。如按旧办法，劳动争议案件一般按50元收取，而现在只收10元，如此一来，企业就可以任意侵犯职工权益，因为违法成本太低了！诉讼收费本应具有税收、限制诉权和惩罚违法等功能，而新办法几乎体现不出以上任何功能了。
问题五：法官执法理念受到挑战，构建和谐司法面临困境
“公正与效率”作为当今法院的工作主题，成为各级人民法院的工作中心。然而，诉讼费下调引起的“诉讼爆炸”将可能影响司法公正与效率。在法院经费状况与当事人的诉讼费用交纳之间存在密切关联的基层法院，其在诉讼中对简易程序的使用将可能因为“诉讼收费减半”的规定而遭致规避，使得普通程序被人为普遍适用，并因此形成恶性循环，造成司法资源更加匮乏，案多人少矛盾日益尖锐，审判效率难于提高。类似的还有调解，调解的案件减半收费会不会造成一种该调不调的利益导向，因为毕竟不能保证每一名法官都是高尚的人。人民法院一直主张运用调解结案的方式来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但“调解结案收费减半”的规定完全有可能导致基层法院为了确保诉讼费用的一半不至于流失掉，审案时该调不调、能调不调，甚至以判代调，同当前强化诉讼调解的时代主题背道而驰，不利于建设和谐司法。
问题六：法院队伍建设面临严峻考验，人员分类管理亟待建立
新办法实施后，由于案件数的不断增加，法官资源越发显得匮乏，这就会进一步加大受理案件数量和审判力量的差距。这对本来就工作负荷重、法官人手少的大部分基层法院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许多基层法院领导担心，诉讼费下调后，一线办案法官工作量成倍加大，如果经费保障再不到位，致使办案法官待遇不升却降，法院的人才保障工作就会更加困难，一些经济落后地区的基层法院将很可能出现更为严重的人才流失现象。边远及贫困地区法院“内缺粮草外缺救兵”的现象由来已久，而现在，这些法院又开始担心新办法的实施会让这种局面更加难以为继。
虽说我国法院目前具有法官职务的人员数量其实并不少，但并非具有法官职称的人员都办案，有相当数量的法官不办案或极少办案，实际一线办案法官只占全部法官的一部分，还有一大部分人员从事审判辅助工作、司法行政工作和其他法院工作，总之各有各的工作。在案件受理数量与办案法官人数不成正比的情形下，挂名法官过多使得司法资源极度匮乏。因此，新办法实施后，该不利情况一方面将对办案法官队伍的稳定造成一定影响，另一方面必将加快推进法院人事制度改革，合理核定法官员额，实行人员分类管理。
二、诉讼收费立法建议与法院经费保障对策
据称新办法的基本精神是体现司法为民，建设和谐社会，司法机关不是赢利机构，不能靠诉讼费挣钱，原有诉讼收费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从这个意义上，新办法有其进步性；但另一方面，诉讼费下调后,法院的业务经费应该由财政充分保障。否则,通过诉讼费下调的方法来惠及公众的初衷可能无法实现,并导致全社会的怨声载道更加剧烈。同时，我们不能只看新办法内容的合理性，而忽视了程序的正当性，因为良法的制定也要符合程序正义。否则，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不分职权、职能区别，都越权立法，岂不乱套。尽管新办法非常顺乎民意，但仍存在合法性问题。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好比审判案件程序违法，不管判的多公正，也会被发回重审一样。正因为国务院无权行使司法权，所以新办法执行起来很可能有争议。因此，笔者建议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应适时撤销该办法，并应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依据《宪法》和《立法法》制定《诉讼收费法》或《诉讼费交纳法》，这样不仅可以满足立法者应当中立的要求，而且还有合法的立法依据，不会出现越位立法的现象。
新办法实施后，可以想象，如果缺少相关的配套措施，新办法的执行极有可能直接影响许多基层法院的正常运转。有消息称，针对基层法院的实际困难，国务院有关部门已经会同财政部等相关部门研究制订了草案，以避免对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经费保障工作产生大的冲击，最高人民法院已商有关部门研究具体解决办法。同时，申请财政部加大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对部分法院因诉讼收费标准降低造成的困难给予专项补助。据了解，目前，很多法院针对新办法实施后所面临的经费等困难如何应对展开专题调研，有的法院已向地方财政打报告争取经费，还有的法院甚至提出勤俭办公、撤并法庭以减少开支等办法。　　　　
笔者认为以上办法仅是权宜之计、短期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长期以来，“以收定支”“收支挂钩”等违反财政纪律的做法屡禁不止。经济不发达地区特别是中、西部一些地区的基层法院办案经费难以列入财政预算，即使列入也难以保证，法院办案收取的诉讼费仍是一些地方核定法院经费的重要依据，“收支两条线”名存实亡，执行走样。有的地方法院为了解决经费困难而违纪多收乱收，一些基层法院院长常常把相当的精力用在跑经费上。“以收定支”、“收支挂钩”的做法，既妨碍法律和中央政策的执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法官公正履行职责，容易衍生腐败行为。
地方法院是国家的法院，不是地方的法院，为从制度上、机制上保障法院切实独立行使审判权，中央应当科学合理地妥善处理好诉讼费下调与法院办案经费保障之间的关系，对法院各项经费予以充分保障，因为法院经费就是法院的“粮食”。下调后的诉讼费缺口很大，如果没有足够的财政保障，那么司法为民岂不是是空中楼阁！诉讼费用降了，法院经费保障应跟上，否则，无疑是“既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笔者设想法院经费保障改革的长远目标应当是：法院经费实行国家财政保障，经费由中央财政统一拨付，以减少地方干扰，甚至可以象军费一样单列，法院不再受制于各级地方，地方法院一旦财政独立，再加上人事独立，许多长期存在的弊病和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得到有效解决。
据业内人士透露，当时讨论新办法草案时，基层法院的困难就已经在预计之中了。由于国家还没出台相应的配套保障政策，解决办法仍处于探讨中。因此，笔者有信心预测，这对法院彻底切断法院经费和诉讼费的关联来说是一个良好契机，可谓黎明前的曙光。因为既然国家下决心切断关联，那么也应该拿出切实有效的经费保障方案。无论最终出台的司法经费保障措施具体方案如何？都犹如棋局上的一招胜负手，要么一招不慎，则满盘皆输，基层法院成无米之炊；要么一招定胜，迈出司法经费改革至关重要的一步，为今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筑下坚实的根基。


作者单位：淮安市楚州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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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中的行政不作为侵权的可诉性

钱贵


　　我国行政法学界一般认为,行政行为可分为作为行政行为和不作为行政行为。行政不作为是指行政主体不履行法定职责,对相对人具有法律意义的一种消极的行为方式。行政机关不作为行为侵权具有隐蔽性，相对来说不容易认定。在具体的案例中，在如何处理不作为侵权的认定问题上，也会遇到一定的困难。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行政诉讼法》把不作为的行政行为也纳入诉讼轨道，是有其重要意义的：首先，对于像对人来说，有助于全面的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其次，对于国家来说，有助于更好的督促国家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提高国家行政机关的行政效率。
　　随着政府职能向服务型转变，行政管理相对人因行政主体不作为行政行为而产生的争议越来越多，这种权利的救济是通过行政权还是司法权（行政诉讼）来解决，在人民法院和行政主体的实际操作中还存在一些分歧和模糊。《行政诉讼法》将行政主体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具体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无疑是行政审判的重大发展，对于行政主体更好地履行职责，改进工作作风，克服官僚主义，促进廉政建设，以及更加有效地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该法对人民法院受理行政主体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只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而且行政实体法关于不同的行政主体具有哪些法定职责，以及如何界定履行与否，大多规定不明确。因此，在司法实践中，随着这类案件的增多，受理和审理的困惑也随之增长。所以，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不作为行政行为及其可诉性进行深入研究就成为必要。
　　在具体审查不作为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可诉性的时候，只要把握几点内容就可以很容易认定。根据我国的有关行政法律规定，行政机关的不作为有以下特征：
（1） 行政不作为是被认为违反作为义务的行为。
（2） 与属于受案范围的行政不作为相对应的具体行政行为必须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具有可诉性。与国家行为、抽象行政行为、内部行政行为、终局裁决等行为相对应的不具有可诉性。
（3） 行政不作为是行政机关超过期间60日或者合理期间不履行职责的状态。最高人民法院《解释》　　第39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60日内部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紧急情况下请求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蔡暖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不履行的起诉期限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
可诉性不作为至少应具备如下几个条件：
（1）特定行政主体有一个不作为的事实存在。所谓不作为，特指行政主体拒绝或拖延履行法定职责，需要从两个方面加以考察：
一方面，特定的行政主体在特定的情况下是否有法定职责存在。另一方面，特定的行政主体是否有拒绝履行或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存在。
（2）不作为须是法律、法规规定可以就该不作为提起行政诉讼的。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章的规定，　　凡是侵犯相对人人身权、财产权的不作为（属于国家行为、抽象行为、内部行为和法律规定的终局裁决行为所规定的事项除外），都是法律、法规规定可以就该不作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不作为。
　　所谓行政不作为就是指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有积极实施行政行为的职责和义务，应当履行而未履行或拖延履行其法定职责的状态。认为行政不作为是指行政主体未履行具体的法定作为义务，并且在程序上没有明确意思表示的行政行为。它包含五层涵义：第一，必须负有某种特定义务；第二，必须为具体的法定作为义务；第三，必须具有履行义务的能力；第四，存在不作为的情形；第五，表现为程序方面的不作为。
　　所谓行政中的“不作为”行为，是基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符合条件的申请，行政机关依法应该实施某种行为或履行某种法 定职责，而行政机关无正当理由却拒绝作为的行政违法行为，亦称“不作为违法”或“消极违法”行为。行政“不作为”其表现形式大致有拒绝履行、不予答复、拖 延履行，它与行政中“乱作为”一样，都将可能侵犯或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1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范围的规定来看，国家行政机关侵犯向对方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方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的侵权，另外一种是不作为的侵权。其中，第四款规定的“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和执照，行政机关具决颁发或者不予答复的”；第五款规定的“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第六款规定的“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的”；第七款规定的“认为行政机关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的”；以及第八款的规定“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均属于对行政机关不作为行为侵权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律依据。

黑龙江省北安市赵光法庭 钱 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