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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环境保护厅


关于印发《浙江省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暂行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

浙环函〔2011〕247号


各设区市环保局，义乌市环保局：
根据《浙江省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暂行办法》（浙政办发〔2010〕132号），我厅制定了《浙江省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暂行办法实施细则》，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实际，认真贯彻实施。


二○一一年五月十三日



浙江省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暂行办法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我省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行为，维护排污权交易市场秩序，促进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根据《浙江省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暂行办法》（浙政办发〔2010〕132号）和相关规定，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浙江省行政区域内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
第三条 本实施细则所称的主要污染物，是指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的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两项主要污染物。
设区市或县（市、区）对其他污染物实施有偿使用和交易的，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条 排污单位的排污权以排污许可证的形式确认。排污单位的排污权指标是指排污许可证许可的年度污染物排放总量。
第五条 参与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的排污单位应当是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有总量控制要求的工业排污单位。
政府或有关部门以收储、出售或出让排污权指标的形式参与排污权交易。
第二章 初始排污权指标的核定、分配和有偿使用

第六条 初始排污权指标是指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有总量控制要求的现有排污单位，通过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核定和分配的方式取得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
排污单位排污许可证有效期满后，其初始排污权指标由负责排污许可证管理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重新核定和分配。
第七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依据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初始排污权核定和分配技术规范，根据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对现有排污单位的初始排污权指标进行核定和分配，并可储备一定的初始排污权指标，用于保障重大建设项目的排污权指标和调控排污权交易市场。
第八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对排污单位核定和分配的初始排污权指标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15日。公示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排污单位的名称及基本信息；
（二）拟分配的排污权指标名称、数量等信息；
（三）有利害关系的排污单位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公示期间无异议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排污单位的初始排污权指标进行确认。公示期间有异议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排污单位的初始排污权指标进行复核。
第九条 参加排污权交易的排污单位，应按规定对其排污许可证登载的初始排污权指标实行有偿使用。
第十条 省排污权交易中心受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委托，负责总装机容量30万千瓦以上燃煤发电企业初始排污权有偿使用费的执收。
设区市排污权交易机构受设区市和县（市、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委托，负责设区市市区和县（市、区）行政区域内排污单位初始排污权有偿使用费的执收。
县（市、区）已设立的排污权交易机构，可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排污单位初始排污权有偿使用费的执收。
第十一条 按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不单独分配排污权指标的排污单位和污水集中处理设施，不参与初始排污权核定和分配，以及排污权有偿使用。

第三章 排污权交易

第十二条 排污权交易是指在区域排污总量控制的前提下，排污单位对依法取得的排污权指标进行交易的行为。排污权交易包括排污权指标的出让、申购和受让。
第十三条 排污权交易一般采取以下方式：
（一）市场交易，是指出让排污权指标的排污单位，与受让排污权指标的排污单位或政府，通过排污权交易市场达成排污权交易的方式。
（二）公开拍卖或挂牌，是指政府按照规定程序、以公开拍卖或挂牌的方式出让储备排污权指标的交易行为。
（三）直接出让，是指政府按规定程序定向出让储备排污权指标的行为。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交易方式。
第十四条 排污权交易必须通过排污权交易机构的平台进行，法律、法规和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
全省范围内的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和跨县（市、区）区域的化学需氧量排污权交易由省排污权交易中心统一操作。设区市市区和县（市、区）行政区域内的化学需氧量排污权交易由设区市排污权交易机构操作。县（市、区）已设立的排污权交易机构，可对本行政区域内化学需氧量排污权交易进行操作。
第十五条 可通过排污权交易出让的排污权指标包括：
（一）政府储备的排污权指标，包括政府储备的初始排污权指标、政府委托排污权交易机构通过排污权交易取得的排污权指标，以及政府对主要污染物进行治理获得的富余排污权指标等。
（二）排污单位可出让的排污权指标，主要是指在完成减排任务的前提下，排污单位通过污染治理、结构调整及加强管理获得的富余排污权指标，或因破产、关停、被取缔以及迁出本行政区域，其有偿取得的排污权指标。
第十六条 排污单位破产、关停、被取缔或迁出本行政辖区，其无偿取得的排污权指标由负责核发排污许可证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无偿收回，作为政府储备。
第十七条 排污单位出让排污权指标，须足额缴纳排污许可证期限内排污权有偿使用费。补缴的有偿使用费按照申请交易当年的有偿使用费征收标准计算。
第十八条 排污单位出让排污权指标，应向负责交易的排污权交易机构提出申请，提交以下材料：
（一）排污许可证副本；
（二）排污权有偿使用证明材料；
（三）出让排污权指标的核定技术报告；
（四）负责核发排污许可证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其出让排污权指标的证明文件；
（五）其他法律、法规、规章和交易规则等规定需提交的资料。
排污单位出让的排污权指标根据出让排污权指标核定技术报告确定。
第十九条 新建、改建、扩建项目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的要求，需新增的排污权指标必须通过排污权交易取得。
第二十条　新建、改建、扩建项目申购排污权指标，应向负责交易的排污权交易机构提出申请，提交以下材料：
（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二）负责核发排污许可证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其申购排污权指标的证明文件；
（三）其他法律、法规、规章和交易规则等规定需提交的资料。
新建、改建、扩建项目申购的排污权指标根据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确定。
现有排污单位因新建、改建、扩建项目申购排污权指标，还需提供排污许可证副本和排污权指标有偿使用证明材料。
第二十一条 现有排污单位可申购排污权指标用于完成主要污染物减排任务。
排污单位为完成污染物减排任务需申购的排污权指标，不得超过减排应削减的污染物指标，且交易完成后受让的排污权指标被直接扣除，不计入排污单位的排污许可证。
第二十二条　现有排污单位为完成减排而申购排污权指标，应向负责交易的排污权交易机构提出申请，提交以下材料：
（一）负责核发排污许可证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下达的减排指标证明文件；
（二）排污许可证副本；
（三）排污权指标有偿使用证明材料；
（四）其他法律、法规、规章和交易规则等规定需提交的资料。
第二十三条　排污权交易机构受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委托，自收到排污权出让单位或申购单位申请材料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工作。审核通过的，应当在排污权交易信息系统上发布排污权出让或申购信息。审核未通过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告知审核未通过的原因。
第二十四条 排污权交易双方完成交易后，排污权交易机构应将排污权交易双方名称和交易指标数量在交易平台上进行公告。
第二十五条　通过排污权交易取得的排污权指标，在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初始排污权指标进行重新核定和分配前，无须缴纳排污权有偿使用费。
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取消的，其通过排污权交易获得的排污权指标由核发排污许可证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按规定回购。
第二十六条 临时排污权交易是指排污单位由于生产的波动，通过排污权交易机构临时出让、申购或受让排污权指标的行为。
第二十七条　参与临时排污权交易的排污单位必须是现有排污单位，不包括新建、改建和扩建项目。临时排污权交易原则上在设区市市区或县（市）范围内进行。
临时排污权交易指标的有效期为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有效期满后，交易的临时排污权指标仍归临时出让方所有。
排污单位临时受让排污权交易指标，总的排污权交易指标不得超过现有项目环评批复文件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总量。
第二十八条 临时交易中需出让或申购排污权指标的排污单位，向核发排污许可证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交排污许可证副本、临时出让或申购排污权指标核定的书面申请，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进入排污权交易市场。
临时交易完成后，排污权交易机构应将交易双方名称和临时交易指标数量在交易平台上进行公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对临时交易双方排污许可证许可的排污权指标进行临时变更。
办理临时排污权交易的窗口期为每年10月1日至11月30日。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九条 排污权交易机构每年应当向社会公布排污权交易情况。设区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向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交季度和年度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进展报告。
第三十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排污权交易机构在排污权交易中应当为交易双方保守商业和技术秘密。
第三十一条　排污权交易双方和排污权交易机构应当自觉接受环保、财政、审计、价格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和检查。
第三十二条 排污权交易出现争议的，相关单位可以向排污权交易机构申请调解，争议涉及排污权交易机构的，相关单位可以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调解，也可以按约定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非工业排污单位参与排污权交易的，可参考本实施细则的规定进行交易，但原则上交易限在本产业内进行。
第三十四条 排污权交易具体程序和范本格式由省排污权交易中心统一制定。
第三十五条 本实施细则由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实施细则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自5月8日的海南万宁发生“小学校长带学生开房”事件开始，到5月28日广东深圳、湖南郴州和安徽六安三地分别曝出教师涉嫌猥亵小学女生的案件，20天内媒体已报道8起校园内猥亵性侵幼女案，令国人震怒，刺痛了人们的眼球和神经，更引发了当今社会如何强化对未成年人保护的反思。

　　据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向媒体透露，该中心曾对2006年至2008年媒体报道的340件性侵未成年人案件进行统计分析，时至今日却发现，相似案件仍在重复发生。该中心的统计分析显示，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主要特点有四：一是大多数系熟人作案。在340件案件中熟人作案占68%；二是校园内发生的性侵案值得重视，在340件案件中有50件属此类；三是国家公职人员性侵危害严重。比如2007年至2008年发生的贵州习水县多名公职人员嫖宿幼女案，涉及强奸、强迫卖淫的有政府官员、司法干部、教师等公职人员；四是不满14周岁的被性侵幼女为大多数，占总数的63.8%，年龄最小的只有1岁（参见《法制日报》记者张媛在该报2013年6月1日“人大立法”版上的采访报道）。这表明，在我国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早已有过发生，并非今天才有，只是没有引起人们的充分警觉、未发展到今天的严重程度罢了。应当认为，现在是应当引起严重关注、并应当采取最为严厉的惩防措施的时候了。

　　根据近些年我国发生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情况分析，尤其是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统计分析中关于该类犯罪特点的归纳揭露，全国上下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切实采取紧急措施。强化防范力度，坚持惩防并举，全力遏制此类犯罪现象的蔓延趋势。在笔者看来，以下两个方面的惩防措施应当尽快推进：

　　一、废除嫖宿幼女罪，单设奸淫幼女罪

　　针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侵害对象大多是未满14周岁的幼女这一特殊现象，必须首先从立法上进行反思和研究，方能从根本上寻找遏制途径。笔者十分赞同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的观点，应当尽快废止嫖宿幼女罪，单设奸淫幼女罪。这是因为，嫖宿幼女罪原本就缺乏保护未成年女性的功能，事实证明该罪的设置反生消极作用。一是，嫖宿幼女罪作为嫖宿不满14周岁幼女的犯罪行为，是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卖淫漂娼的决定》第5条第2款的规定吸收改为刑法规定的，且将此罪置入社会管理范畴，这种刑法上的安排本身就是欠妥的。未成年人是国家的重点保护对象，而幼女又是未成年人中更加重点保护的对象，怎么可以将此种性侵犯罪纳入社会管理而不纳入公民人身权利保护范畴呢？二是，嫖宿幼女罪本身就有一种理解上的消极误导作用——用金钱开道什么事都可以干，甚至连幼女都可以睡，于是就有了“买处”、“破处”的不法分子将罪恶之手伸向了最弱势群体的幼女。甚至发生了小学校长肆无忌惮的带数名小学女生开房事件。三是，嫖宿幼女罪弱化了整个社会对幼女性侵害后果的认识，助长了此类犯罪现象的蔓延，从贵州的习水事件到海南万宁的小学校长开房事件，不得不认为这是设置嫖宿幼女罪带出的严重社会后果。

　　奸淫幼女罪，原属于我国“79刑法”第一百三十九条和“97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条文规定均表述为：“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刑法理论界对该种犯罪的通说认为，由于幼女的身心发育尚未成熟，缺乏辨别和反抗的能力，因此，一般说来，不论行为人采取什么手段，也不论被害人是否同意或是否抗拒，只要与幼女发生了性行为，就构成犯罪。而且，考虑到幼女的生理特点，只要行为人的生殖器与幼女的生殖器官接触，即视为强奸既遂，这体现了国家对幼女的特殊保护，（周道莺、张军主编《刑法罪名精释》[第三版]）。笔者之所以主张废除嫖宿幼女罪而单设奸淫幼女罪取而代之，并直接纳入公民人身权利保护范畴，理由如下：首先，奸淫幼女罪与强奸罪在犯罪构成上具有很大的区别，因而奸淫幼女罪不能归入强奸罪，应当独立成罪。一方面，强奸罪侵害的主体是十四周岁以上接近成年的妇女和成年妇女，而奸淫幼女罪侵害的主体是十四周岁以下的幼女。另方面，成年妇女具有辨别能力和反抗能力，但幼女不具有这些能力，将其纳入强奸罪处理既有违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又不利于对幼女的特别保护。再方面，既然幼女与成年妇女之间缺乏可比性，则当然不宜以同一罪名处罚犯罪行为人，也不利于对以“买处”、“破处”等嫖宿之名奸淫幼女等犯罪行为施以从重打击，更不利于对幼女实行特别保护的政策。其次，嫖宿幼女罪与奸淫幼女罪有很多相似之处，后者具有取代前者的成熟条件。一方面，奸淫幼女罪体现为对公民人身权利之保护，而嫖宿幼女罪的本质特征是与幼女发生性行为，当然构成对幼女人生权利的侵犯，二者具有替代性。另方面，奸淫幼女罪不因被害幼女接受财物的影响，也不因幼女是否同意发生性行为的影响，而嫖宿幼女罪的客观表现完全体现了奸淫幼女罪的表现方式。正如佟丽华所言：“金钱交易并不影响对行为性质的认定”，因此，后者对前者完全具有吸收性和容纳性。再方面，将嫖宿幼女罪归入奸淫幼女罪，不但完全符合奸淫幼女罪的构成要件，而且免除了一些不必要的情节纠缠。比如，凡明知被害人系某校的小学女生，完全可以认定为“明知”其为幼女，因为按现今的小学六年制，小学阶段的女生除极个别外不可能是十四周岁以上的学生。又比如，凡教师与小学女生发生性关系，完全可以推定行为人“明知”是幼女，因为行为人本身存在较多“明知”的条件和经验。从而有利于惩罚犯罪分子，有效保护幼女的身心健康。

　　二、始终保持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从严打击的高压态势

　　据媒体报道，5月8日海南省万宁市后郎小学6名就读小学6年级的女生集体失踪。经警方侦查，万宁市第二小学校长陈在鹏和房管局职员冯小松分别带4名女生和2名女生到酒店开房。经医院检查，6名女生下体受到不同程度伤害。该案经媒体报露后，引起社会高度关注。5月10日，警方对陈、冯二人刑事拘留。5月24日，万宁市公安局侦查终结，以猥亵儿童罪将该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5月28日，万宁市检察院以陈、冯二人涉嫌犯强奸罪向万宁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该院已于当日立案受理（参见2013年6月10日《法制日报》“视点栏目”的新闻追踪）。司法机关的举动令人欣慰。据最新报道，6月20日，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不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陈在鹏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3年6个月，冯小松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均受到国法的严惩。

　　陈在鹏、冯小松制造的“万宁性侵幼女事件”，从司法机关目前的走势看，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和法院立案受理均定性为强奸犯罪，结果法院经过审理最终以强奸罪追究责任，表明公安机关认定的猥亵儿童罪被否定，而且更是对《刑法》第三百六十条第二款的嫖宿幼女罪之否定。客观现实已经表明，嫖宿幼女罪已无存在之必要，因为该种犯罪针对的是既无辨别能力又无反抗能力的幼女，即使表面现象的金钱交易，同样无法改变与幼女发生性行为的犯罪性质。如果要强调始终保持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从严打击的高压态势，立法废除嫖宿幼女罪为首要条件，否则将无力遏制性侵幼女犯罪的蔓延。

　　保持从重打击的高压态势，源自于1983年开始的全国性“严打”斗争的号召，其法律根据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当时的要求，对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对这些人，司法机关突出七类严重刑事犯罪（七类即指杀人、抢劫、强奸、爆炸、投毒等七种重大刑事犯罪）予以重点打击，奸淫幼女罪作为强奸类型列入其中。时至今时，地方各省市的“五长会议”在研究部署重大专项打击活动时，仍要求“保持从重打击的高压态势”。根据目前全国各地连续发生的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尤其是性侵幼女犯罪，从中央到地方完全可以重点部署、适时开展严惩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活动之专项斗争，这不但很有必要，而且可以由此形成威慑机制，并深入各行各业，必将有效遏制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蔓延。

　　在具体案件的处理上，通过司法解释统一从重处罚的量刑标准，减少盲目性，严把案件质量。《刑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判处”。这就是司法机关量刑应掌握的标准。这里所讲的“犯罪事实”，是指犯罪构成要件的全部事实，包括犯罪主体、犯罪的主观要件，犯罪客体，犯罪的客观要件。“犯罪的性质”，即指什么性质的犯罪，确定怎么样的罪名，这其中准确确定罪名很重要，必须严格掌握。“犯罪情节”是指实施犯罪的具体情况，包括法定情节（即刑法规定的从重、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情节），也包括酌定情节，如犯罪动机、犯罪时机、环境和条件、犯罪人的一贯表现、认罪态度等（参见郎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1年4月第5版，第67页）。这其中，尤其要注重对性侵犯罪的“从重处罚”的研究，因为这直接涉及对该类犯罪能否“从重打击”的效果。在笔者看来，从犯罪主体看，党员、干部、公职人员犯罪的从重；教师奸淫未成年学生尤其是奸淫幼女的从重；利用抚养关系、亲戚关系、代管关系作案的从重。从犯罪手段上，暴力和暴力威逼、打骂施行犯罪的从重；先奸后卖、奸后强迫卖淫的从重，并应实行数罪并罚；多次作案，恶习较深、态度顽固的从重。对此类中极端恶劣者，笔者同意佟丽华的观点，可以立法引入类似化学阉割的域外制度，彻底摧毁作案人的犯罪意志。

　　除此之外，重教育、抓管控，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防范工作十分重要。性犯罪属丑恶型犯罪，直接挑战社会道德和国家法律的底线。防范和惩治此类犯罪，应当德法兼施、惩防并举，动员和调动家庭、学校、教育、治安、纪监等职能部门的参与积极性，并加大硬件建设的投入，广施电子跟踪和视频监控，发动自愿者介入，组织夜间巡逻，加强重点场所的管控，消灭死角地带。如此，必将有助于遏制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之蔓延。

　　（作者单位：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